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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現代主義的旅行與變貌： 以上海、香港、南洋為路徑（1930～1970）

為了解決永生戰威秀的問題，作者鄧觀傑 這樣論述：

本論文關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至七〇年代，華文現代主義文學於華文文學圈中的流動與變貌，意圖在已有的「西方/日本/中國」現代性地圖中，加入「南洋」與「香港」的位置。相對於西方和日本這些明顯的他者，南洋與香港是曖昧的領域，這些地區雖然不受中國政權所控制，但僑居其中的大量僑民與資源，卻不斷吸引當權者將之籠絡到「中國」之中。這些域外之地也成為中國文人接觸「現代」的通道，先是晚清以降大量中國知識精英經由香港與南洋抵達西方，許多人甚至就此滯留在當地。後1949年流離的中國文人以香港為中轉站，除了台灣之外，另一個受歡迎的避難地則是英殖民地新馬。中文現代性隨著這些中國知識精英肉身的流亡各地，形成各異的樣貌。華文

現代主義的旅行因而並未停止在中國，南洋與香港不但很早便參與了中國現代派的文學計劃，爾後又在彼此交流間演化出各自的樣貌。三地文人來往的狀況、外來與本土的辯證、現代主義在華文社群的不同發展，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論文第一章緒論，確立問題意識並進行文獻回顧。第二章開始討論現代主義的「中國/南洋」之路，此部分討論的重點是位於上海的暨南大學，以及聚集在其中的南洋僑生社群。上海暨南大學是二〇年代中國唯一以華僑為招生目標的學校，成立之初便明確表示要以西方和日本殖民活動為典範，借南洋僑生之力前進南洋。然而在暨南大學的僑生也不是單向地接受這些論述，他們在暨南大學成立社團並創辦雜誌，參與上海各樣藝文活動之餘，也宣

言要「創造南洋文學」。歸返祖國的僑生在上海反而發現了自身，時間上和馬來亞作家第一次對「南洋文藝」的自我發現幾乎同步。中國與南洋借助彼此定位自身，在文學裡完成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想像。此部分將以黑嬰作為討論個案。出身於印尼的黑嬰在上海留學期間寫下大量新感覺派作品，後期卻忽然轉向革命寫實主義。他因而展現出上海的南洋僑生在「中國與南洋」和「現代與寫實」的兩重矛盾，一方面試圖以新感覺手法融入上海與中國人身份中，另一方面又受到革命話語和南洋經驗的牽制。在南來北返之間，南洋一方面參與了上海現代主義的建構，另一方面也從中萌動了最初的自我意識。第三章則針對現代派的南下，探究現代主義在「上海/香港/南洋」之間的往復

，劉以鬯的經歷正是這類南來文人的典型。劉以鬯在上海出生長大，早年與新感覺派文人過從甚密，1948年後他在南洋與香港之間輾轉流離，最後才落腳香港，開始他後半生的文學工作。劉以鬯的南洋與上海經驗無可避免地滲透到他的現代主義寫作裡。在他後來的香港小說中，南洋被浪漫化為懷舊的想像，用以逼現出南來文人對香港的思考。另一方面，面對擁有中心地位的上海，劉以鬯也並非單純地排斥或擁護。藉由轉化上海新感覺派擅長的「視覺化書寫」，劉以鬯在接納上海影響的同時，又將之化為建構香港主體的方式。以劉以鬯為例，我將說明五〇年代現代主義者如何面對自身的流動，以及「本土」認同的複雜糾葛。第四章則討論1955年以降，現代主義在「香

港/南洋」之間的旅行。新馬與香港同為英殖民地，加上冷戰與美援的助力，兩地文人的互動越加頻密。不同於劉以鬯回返香港的選擇，一部分南來文人到新馬之後便定居於當地，而本文關注的重心是香港與新馬「友聯社」及其旗下的《蕉風》雜誌。在香港南來文人黃崖主持下，《蕉風》一邊經由港台翻譯輾轉引入西方現代主義文本，一邊強調本土的文學實踐，形成新馬現代主義最初的風貌。弔詭的是，黃崖雖然是新馬現代主義的重要推手，但他對現代主義的破壞性經常感到不安，其作品也大多為通俗取向。在黃崖的理解中，現代、通俗與反共並行不悖，因而呈現出另一種現代主義向度。

唐前期儲權研究

為了解決永生戰威秀的問題，作者劉竣承 這樣論述：

關於唐前期皇位繼承情形，歷來不少學者將其歸納為武力繼承導致不穩定，如前期曾立過的太子有：李建成、李世民、李承乾、李治、李忠、李弘、李賢、李顯、李旦、李重俊、李重茂、李成器、李隆基、李瑛、李亨共十五位，其中李顯、李旦登上帝位兩次。由此前期被歸納為：武力繼承、北亞游牧俗風導致了繼位不穩。 本文則試圖從太子的政治空間、東宮宮僚選任、嫡子繼承制度，三個方面來進行探討，並透過前期政局發展揭示儲權變化的線索。透過考察發現，儲權關鍵轉變在於玄宗朝制定新的政策，使儲權受到極大的限制。政治空間方面，東宮是維繫太子儲權的重要空間，相關的禮儀制度、宮僚聯繫都有賴東宮做為支撐；而玄宗開始不讓太子居住，則是

有意對儲權進行約束限制。宮僚選任方面，唐初東宮宮僚被視為貴要之職，且多由當朝宰相兼任之；至玄宗朝開始，新的政策以及國家政治體制轉變，宮僚出現閑散化的現在，僅做為官員敘遷的官階使用而已。在繼承制度方面，過往不少學者歸納前期受到胡風、北亞游牧風俗影響，導致繼位不穩；事實上，前期多按照漢制嫡子繼承制度來選立太子，僅有玄宗以嫡三子身分越次而立，其餘太子多是按照嫡子繼承制度進行選立。更重要的是，嫡子繼承制度可貴之處在於繼承次序明確，皇帝能清楚明白下任太子是誰。但在玄宗朝王皇后過世以後，玄宗縱使寵愛如楊貴妃，也未能被立為皇后。造成玄宗朝無嫡子情形發生，遂使原本嫡子繼承階層次序明就此被打破，僅剩推長而立原則

可供皇帝參考。因此，本文從三個方面探討前期儲權的變化，皆指出了玄宗實為儲權變化的關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