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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和略誘未成年人罪：以刑法上之監護概念為中心

為了解決Einfache deutsche na的問題，作者李淙源 這樣論述：

本文試圖指出各國的學說實務並沒有完全釐清監護權與未成年人保護間的關係，因此導致和略誘罪解釋的矛盾。並且，由於近代對於未成年人的支配不再以家長權力為基礎，對於和略誘罪的分析應該重視子女最佳利益概念中的支配面向。法律上的「子女最佳利益」概念屬於授權法官裁量的一般條款，不適合作為刑法的保護法益。「未成年人身心健全發展」概念則無法特定其保護內涵，亦有以道德為保護內容的疑慮。以特定家庭形象為核心的家庭秩序，則違反人格自由以及平等原則。由於刑法不應該成為利益調控的工具，本文採取以個人自律為基礎的自由法概念，且以自我負責以及風險自我管轄作為刑法的一般原則。不過自我負責的前提是必須具備一定的認識判斷能力，而

由於未成年人尚欠缺自我負責所需的能力，因此需要監護體制以扶助自由。在此種體制概念下，體制的義務人並沒有家長權利，而只有履行義務的決定權限。因此，和誘罪與略誘罪保護的是，當未成年人需要家庭保護時，監護體制的運作功能，藉以保護未成年人的法益。

以互文性現象及柯勒的等效翻譯理論說明譯者任務 - 以德國作家碧姬．布洛伯爾的『惡意遊戲』翻譯實作為例

為了解決Einfache deutsche na的問題，作者梁恩綺 這樣論述：

中 文 摘 要在台灣，國人閱讀書籍的風氣日益漸增，尤屬外國文學這一區塊，正因如此，翻譯這一活動逐漸開始活躍。過去翻譯方法皆著墨於直譯與意譯這兩大範疇進行爭論，然而現今因透過網路的便捷性促進了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藉此翻譯便開始逐漸跨向文化這一領域進行探究。文化與各項學科，諸如：語言、社會、歷史、宗教、民族性或是生活經驗等等皆有所涉略；然因文化的多樣性，使得翻譯有無限多種的可能，而這亦是當今翻譯科學最為棘手的問題。綜觀現今學者對於翻譯理論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有諸多的討論，然是否在翻譯實務中翻譯理論是否真能派上用場，卻也是諸多譯者在進行翻譯時不一定會納入翻譯前的準備工作中。但事實卻證明，即便譯者沒有

修讀任何翻譯理論，翻譯理論卻仍淺移默化的在翻譯實務中進行呈現。放眼由茱莉亞．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現象，便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舊文本得以歷久彌新，全仰賴於新文本的再次呈現得以長存。爾後發展出的互文性理念，使得知，作者在創作文本的過程中，文本裏便會不經意地加諸作者個人的經驗、知識、觀點、社會背景或是用語習慣等等；對此，譯者亦同，因為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譯者亦在不知不覺中加諸自己的觀點、知識及經驗等等來闡釋文本。有鑒於此，翻譯這一行為卻也是依循著翻譯理論在翻譯實務中實現。互文性現象演變至如羅蘭．巴特於著作中所提出的「作者已死」這一概念，可以得知，文本再經由讀者閱讀過後，其作者的地位已被讀者進而取代。

那麼可想而知，讀者對文本的理解便在互文性這一範疇中佔有極具重要的地位。反觀譯者這一角色，進行翻譯前的閱讀行為正是以一位讀者身份對文本進行闡釋，並且在進行翻譯實務時，則是以一位作者的身份，將原文譯至目的語中。因此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身兼讀者、譯者及作者三職的任務，便呼之欲出；而這亦是本論文最主要探究的現象。綜觀上述所提之翻譯問題，且為達到翻譯品質的提升，原文與譯文間的等效問題，亦是本論文透過實例翻譯所採用的翻譯策略。借助互文性以及等效翻譯策略兩大理念，本論文欲探究的是，說明譯者在翻譯實務中所遇到的困難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式。本論文旨在將德國作家碧姬．布洛伯爾(Brigitte Blobel)以霸凌為主

題之小說《惡意遊戲（Böses Spiel）》譯至中文，並做為本論文之實作案例。藉由這一翻譯過程探討原文文本中的互文性現象、敘事學以及小說結構等理念作為翻譯原則，並就等效翻譯理論作為翻譯策略來說明譯者於翻譯這一活動中的任務。本論文一共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節為緒論及說明其翻譯動機及方法；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裏頭包含了文本介紹、概述敘事學小說論、詳述互文性發展過程、說明譯者於互文性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介紹韋爾納．柯勒的等翻譯策略；第三章為翻譯實例的評析；第四章則為結論，並總結譯者於翻譯實務過程中的任務。關鍵字：翻譯實務、互文性、作者已死、等效翻譯、敘事學、小說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