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沙冷氣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傳承：耕耘生命科學的下一世代

為了解決福爾摩沙冷氣的問題，作者吳成文,劉傳文 這樣論述：

台灣生醫發展三十年的回首與前瞻 　　吳成文陳述故事的痕跡，永遠是一場進行式，這一段親身為臺灣學術殿堂的作為，也是他企盼為臺灣學術教育環境有所回饋的使命感。 　　這是一本具有反省與思索的重量級出版品，是吳成文院士以全球化的觀點、國家的策略高度，結合他曾經領導國家級學術機構的經驗，針對目前臺灣在原地打轉的現況，所回饋出之有關未來生醫教育與國家發展的遠景。 　　吳院士三十年前義無反顧返國，秉持一份理想，期盼自己的國家能有高水準的學術機構及學術研究，迎頭趕上科學先進的歐美國家，他帶進了許多學術新制度，改變了舊有的學術文化及學術環境，養成了一批批年輕菁英。他以歲月、智慧、行動來完成台灣今日的生

物醫學的發展及繁盛，期盼我們的生醫研究能永續發展，再創高峰！ 　　▌亞洲基因轉錄研討會的開創、傳承與衍續 　　二○○五年，吳成文決定自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下任，這一個決定在吳成文的心中醞釀許久，他覺得國衛院已經發展到一個規模，達成開創的階段性任務，這時候應當是讓新的領導人幫助國衛院起飛的時機，而他，即可回到最愛的學術研究，不用再為行政職的責任寡佔所有的心力。 　　這一個消息不脛而走。他的許多海外科學家友人，及過往在美國培育的學生們，得知吳成文離開行政職後，將投注更多的時間在實驗室，一則期待、一則希望為吳成文回臺後這一段學術旅程記下註腳，同時也感謝他雖回到臺灣，卻依舊以前觀的視野為亞洲建立一

個新的跨國學術組織——「亞洲基因轉錄學術研討會」（Asian Conference on Transcription，簡稱ACT），促動亞洲在基因轉錄這一學術領域的發展，所以決定第九屆的「亞洲基因轉錄學術研討會」在臺灣舉辦，大會同時將為吳成文舉辦「吳院長榮退紀念活動」。 　　這一場學術豐宴在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於國衛院竹南院區舉行，吸引來自十一個國家共計一百六十三位學者參與，有三十八篇口頭報告論文及五十四篇壁報論文展示，研討會歷經四天，第九屆ACT是自一九九○年成立迄當下最盛大的一次。 　　最後的高潮自然就是大會於研討會結束前，為吳成文舉辦的「榮退紀念會」，由他在美國的學生、已經為國際知

名的日本學者島本伸雄（Nobuo Shimamoto）教授，致贈ACT大會的終生紀念獎給吳成文。這時與會科學家一起為吳成文回臺在亞洲所引起的學術效應與成就，起立鼓掌，現場熱情洋溢，科學家們的友情讓吳成文的心緒溫馨湃然。 　　前瞻眼光，引進高登學術會議 　　這一場研討會及吳成文的榮退學術慶典，得以吸引這麼多國外卓越科學家參與，大家為吳成文的學術貢獻歡聚一堂，看得出來國際學界對他的尊敬，及ACT這個學會組織對亞洲甚而南太平洋的影響。 　　說起一九九○年ACT的成立，這也是吳成文另一項學術的意外成績。一九八八年，吳成文回臺接任中研院生醫所籌備處主任乙職，積極自海外引進學術人才，及透過學術研討會

的方式，幫助國內外科學界的互動與交流，而在這過程中，吳成文察覺了當時國內學界舉辦研討會的單一模式。 　　那當刻，他發現國內習常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人員動輒數百人，時程或一天或三天，會中雖邀請國際知名的科學家發表學術演說，但因為大型學術會議的學門過廣，兼之時間有限，所以互動與討論的機會不多，說嚴格一些，像是一場熱鬧的學術辦桌，喧嘩一陣之後，大家一哄而散，非常可惜。 　　吳成文記得在美國時，有一種專門針對特定學術領域所舉辦的研討會議，稱之為高登會議（Gordon Conference）的小型學術研討會，這種學術會議所邀請的學者均集中在同一個學術範疇，多數人甚而彼此熟識，會議的舉辦時間

也較長，以三到五天為主，邀集的學者多不過百人，舉辦學術會議的位址也儘量避開熱鬧的地點，所以，這三到五天的時間，大家集中住在一處，一起生活，會議的議題自然放在他們所熟知的學術領域。 　　而高登會議最特別的地方是，在研討會中，科學家可以將他們最新的研究發現、但尚未發表的學術新知，分享給與會的所有學者，參與的科學家們也互有共識默契，亦即在研討會中所聽到的新知新訊，絕對不可以對外透露或是私自引用。也因為大家領域相同，兼之彼此信賴，所以在學術研討會中可以盡興地交流互動，沒有一絲罣礙。在此基礎上，與會的科學家均能汲取到他人的智慧養分，會議結束之後，大家都收穫滿滿的互道珍重，無形中更建立了獨特的情誼。

　　吳成文說，早年他在美國發展之際，高登會議給他非常多的促動與啟發，他非常懷念此種集中以及伴隨著互益、學習的研討會模式，一心想引進到國內的學術界。 　　一九八九年，吳成文在韓國的首爾參加學術研討會，遇見了幾位自己早年在美的學生，有來自日本的島本伸雄、印度的洽德治（Dipangkar Chatterji），以及他的韓國學生姜昌洪（Chang Won Kang）。他們是在吳成文實驗室中訓練出來的科學俊彥，回到自己的國家後，都有過人的學術表現，當時已成為亞洲基因轉錄學域的科學新秀。而這一次會議中，也見到亞洲最早進入基因轉錄學術研究的一位資深科學家——日本京都大學的石濱朗教授（Akira Isiha

ma），幾位師生及學術老友見面自然是相敘歡暢。 　　亞洲基因轉錄學術會議激揚學術效應 　　那天吳成文跟他們說及在亞洲建立高登學術研討會模式之會議組織的構想，沒想到大家不約而同地贊成，因為在各自國家所舉行的大型學術會議中，也有同樣的問題，也覺得大型學術會議因為學門的分野，使得大家互動的機會不多，學習的效果有限，所以希望吳成文登高一呼，一起把亞洲第一個高登會議做起來。 　　有亞洲學者的熱情支持，吳成文又把這一學術組織的構思告知了在澳洲進行基因轉錄學術研究的畢塔教授（James Pittard），當時澳洲科學界鑽研基因轉錄的學者也不是很多，畢塔非常希望能參與這樣的高登學術會議組織，藉此吸引紐、

澳的學者一起為這個學術領域邁進，就這樣一句話，範疇從亞洲擴衍到了南半球。 　　沒想到一場在首爾舉行的學術會議，科學家們馬上取得共識，大家把這個高登會議組織定名為「亞洲基因轉錄學術研討會」（Asian Conference on Transcription，簡稱ACT），商議決定每兩年舉辦一次學術會議。吳成文是發起人，所以在首爾發起會議的次年（一九九○年），第一次ACT學術會議就在中研院生醫所舉行，有來自世界各國七十多位科學家參與，他的三位回到自己國家的學生島本伸雄（日本）、姜昌洪（韓國）、洽德治（印度），及同是發起人的石濱朗教授（日本）、畢塔教授（澳洲），成為ACT國際執委會的中堅幹部。看得

出來ACT在建立之初，已具備了跨國風格的良好基礎。 　　從第一屆到現在，ACT已舉辦了十四次，參與的國家及科學家愈來愈多，像是從事基因轉錄研究亞洲學者與世界學者交流切磋的「同學會」，研討會亦同時邀請多位歐、美知名基因轉錄學者與會；例如紐約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的Jerard Hurwitz、洛克斐勒大學的Robert Roeder等國際科學界基因轉錄領域之泰斗；不論老、中、青，學者們各擅其才，暢所欲言自己的學術新發現，這個具國際型態的高登會議，無法想像的衍生影響，造成了對各國學術研究的衝擊。 　　ACT每兩年舉辦一次，從一九九○年第一次在臺北舉辦，歷屆ACT的足跡已經越過北

半球。看一看ACT發展的腳程，真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ACT就像是一個亞太地區的學術大轉盤，到各地去汲取與分享這一特定領域的「最新」學術成果，每場都是「華山學術」大論「見」——非「劍」爾，因為不是在比較各自的學術成果，而是在學習與聆聽所有老、中、青科學家們，在基因轉錄這一學術舞台上，如何精益求精地引領出創意的火花。 　　而ACT設立，當然對亞洲各地學界有相當大的影響。 　　引燃學術火焰——中國印象 　　若是以吳成文個人來說，其實回到臺灣之後，他的學術研究已經轉了一個方向，現在他的實驗室並沒有用太多的心力進行如此核心（hard core）的基因轉錄研究，但是吳成文只要參加ACT還是安排

相關的學術演說，他的學生們一樣驚艷老師寶刀依舊。倒是這一群當年在美國被他訓練出來的學生，個個已經成為世界級基因轉錄學術研究的卓越科學家，除了擔任ACT學術組織的重要幹部，負責所屬地主國ACT的會議舉辦事宜，還一路帶領他們的學生加入這一個學術大家庭，有形無形地讓自己的學術能力更上一層樓，衍生的效益是幫助自己國家在此學域的紮根發展。 　　另一個重要的影響是，ACT在亞洲及紐澳引起的學術啟動角色。舉二○○○年，ACT於中國北京舉行為例：當時中國開放後赴國外留學的海外學人已有多人回到大陸，一心希望藉助科學研究，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而因為文革而斬斷學術生命的上一代科學家，更是積極回到學術崗位，專注於研

究，希望為中國的學術開啟一條更新發展的大道。所以，二○○○年中國的這一場學術會議，是老師帶學生撩起袖子一起賣力幹活，即令這一群在學的學生還是生澀，舉辦跨國學術活動的經驗不足，但認真的程度讓吳成文的印象依舊深刻。 　　也是在這一年，吳成文的一位學生有學術海報展出，舉辦這一次學術會議的大陸科學家沈珝琲教授一直讚揚這一張學術海報。她說：「吳教授，您的學生做得很好啊！」學生的研究受到讚揚，吳成文心中自然高興，但卻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在學術海報展示結束後，這一張海報孤伶伶地掛在海報架上，因為他的學生忘記了，早已經離開會場。 　　倒是這一位珍惜年輕人學術成長的大陸教授及一位參與學術會議的國衛院工作同

仁，將這張被遺忘的學術海報收起來，交給了吳成文。吳成文收到這一張海報是有感慨的，回到臺灣後，他把這位學生叫來，輕輕地說了一句話：你的東西倒是別人比你還珍惜。說得這個學生非常不好意思。雖只是一件小事，吳成文已經觀看得出，海峽對岸對科學研究的珍視及企圖心了，他們絕不輕忽任何一個學術成績，尚且愛惜年輕人的學術成果。 　　果不其然，這幾年因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學術的宏圖愈來愈大。一場跨國性的學術會議對當年中國的衝擊也許就是：要快步加油，因為別的國家跑在前面了！ 　　欣喜得意門生開枝散葉，學術有成 　　 　　二○○八年，ACT-10在印度舉行，吳成文的學生洽德治為主辦人，他受邀進行專題演講：”Iden

tification of a trans-ac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c-Myc,involved in a fine-tuned bidirectional regulation of a brain-disease-related gene pair SERPINII”他的三位亞洲學生洽德治、島本伸雄、姜昌洪均在場聆聽老師即令是不再以所有心力進行基因轉錄研究，但依舊精彩的學術演說。 　　這時，他的學生們在自己的國家已經開枝散葉了。島本伸雄是日本生物物理研究分子生物學的開創者，他更撰寫了日本第一本奈米生物學教科書，洽德治在印度技術研究院（Indian Ins

titute of Technology）擔任講座教授，而在韓國的姜昌洪還被韓國稱為最有實力獲得諾貝爾獎的七位韓國科學家之一。學生們在自己的國家發展得這麼好，甚至帶動其國家的學術發展，是吳成文最欣慰的地方。 　　韓國、日本、印度分別舉辦過兩次ACT學術會議，這當然與三位學生已經在其國內學術界站立起來有關，因為唯有發展成熟的科學家，方能擁有行政及學術資源，舉辦重要的學術會議。二○○八年，吳成文前往印度，學生洽德治還特地安排老師參訪重要的學術研究機構，讓吳成文瞭解印度政府進軍生物醫學研究及生物科技的雄心。 　　因著這一次會議，吳成文瞭解到印度政府雖然因為人口浩繁而財務壓力沈重，但自上世紀八○年

代開始，已經將生物科技視為國家未來發展的重點項目，甚而從法令的規範開始，以政府為後盾，大力支持基礎科學的研究。也因為政府積極希望人才回流，他所訓練的學生洽德治才能回到印度安心發展。 　　中國及印度在上世紀其科學研究的起步並不比臺灣早，但從上述兩國科學研究者的態度及國家的支持度來看，現今這兩個大國家的學術研究能急起直追，也部分算是因為ACT共融的學術舞台，成為亞洲各國科學家可察覺到的學術風氣吧！ 　　吳成文無論多麼忙碌，一定盡可能參加ACT每兩年舉辦的學術會議。當年一起發起這一個學術活動的幾位科學家，包括石濱朗教授，及自己的學生如年紀較大的島本伸雄教授，都已經自原來的學術單位退休，轉往其他學

校繼續進行研究。吳成文笑言，他們都是ACT的老生代了。 　　ACT在亞洲已經運轉了二十多年，是亞洲第一個自發性跨國高登會議成功的範例。他說，參加ACT對他們這一群「資深」科學家來說，是老朋友的「敘舊同學會」，還能欣賞各國新生代科學家那磨刀霍霍粉墨登場的學術表現，心中充滿著寬慰與欣喜。 　　跨國會議提攜學術新秀 　　想一想，在泰國、在馬來西亞、在澳洲、在印度、在中國、在臺灣、在韓國、在日本、在新加坡等，這些地區已經含括了亞洲重要的科學國度，是這群科學家們一起把這學術研究的火炬傳承下去。吳成文知道，有一天，所有上世紀啟始ACT的老成會凋謝，即令是他的學生們，在學術高峰之後也會漸次退休，或是跟

他一樣轉換學術跑道，但是這一個學術接力傳承，已經由點而面的不同國度、到老而少的不同世代。 　　「感謝有你，感謝ACT！」這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科學家Kalai Mathee說的話。她說，她在ACT成長，在ACT學習到前輩科學家的睿智，在ACT結交到相同學術領域的好朋友。因為ACT，她在學術上站了起來，而她現在已經是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大學基因中心的教授，也是二○一七年ACT-15的主辦人。 　　「感謝有你，感謝ACT！」這句話當然不是針對吳成文個人所言，即連吳成文也想對所有的ACT科學夥伴們說這一句話，因為他在這裡享受到了超越學術的友誼，以及他創建ACT那股學術理想的成就感。 的確，這是屬於A

CT最驕傲的歷史，最值得衍續的未來！ 本書特色 　　台灣生醫三十年發展回顧 　　──以不同事項、逐一的篇幅，來記述三十年來上面言及科學思索的作為，自學術學會的創立、學術單位的建置，以及為求學術卓越所引進的學術改革新制，甚而綜觀臺灣三十年來的科學發展與政策作為。 　　檢討及前瞻台灣生醫產業 　　──這是一本具有反省與思索的重量級書版，是吳成文院士以全球化的觀點、國家的策略高度，結合他曾經領導國家級學術機構的經驗，針對目前臺灣在原地打轉的現況，所回饋出之有關未來生醫教育與國家發展的遠景。 名家專文推薦 　　——台灣的生醫研究，由傳統醫療走向現代精準醫學，處處都是困境，新舊觀念的轉變和磨合

，有限資源的分配、人才培育的重點必須聚焦，新的實驗設施、先進的研究儀器，以及領導人的尋訪安置等，也都必須解決。誰來解決？吳成文院士扮演著吃重的角色。(中研院院士曾志朗) 　　——吳院士三十年前義無反顧返國，秉持一份理想，期盼自己的國家能有高水準的學術機構及學術研究，迎頭趕上科學先進的歐美國家，他帶進了許多學術新制度，改變了舊有的學術文化及學術環境，養成了一批批年輕菁英。他以歲月、智慧、行動來完成台灣今日的生物醫學的發展及繁盛，期盼我們的生醫研究能永續發展，再創高峰！(中研院院士吳妍華) 　　——這是一本具有反省與思索的重量級書版，是吳成文院士以全球化的觀點、國家的策略高度，結合他曾經領導國

家級學術機構的經驗，針對目前臺灣在原地打轉的現況，所回饋出之有關未來生醫教育與國家發展的遠景。(前國衛院代理院長余幸司)  

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

為了解決福爾摩沙冷氣的問題，作者劉進興 這樣論述：

我們是誰？台灣人是怎麼形成的？台灣有歷史嗎？台灣有文化嗎？ 寫完之後，逐漸有了答案。 但是，福爾摩沙何去何從？仍待繼續追尋。——劉進興 　　平路‧薛化元  熱情推薦 　　這本書的內容是從《人本教育札記》的「島嶼座標」文章系列而來，從內容來看，作者做的功課可不只是一般作家而已，引用史料之多，除了該領域的專攻者，恐怕一般的歷史學博士也未曾接觸過。札記的文章固然是札記，展現了作者的心得，不過，這本書往往更是引證有據，深入淺出，相信一般讀者閱讀之後，對台灣人民的「自我追尋」，一定有更深的體認。——薛化元 　　進興理解我寫的小說，包括《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等書中題材，正是有志替台灣久經壓抑的集

體心靈，注入「大航海時代」的奔放想像。如今輪到進興出書，許多篇我在《人本》雜誌讀過，當時就滿心讚嘆。整本《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一起看，更見他眼光之奇、用力之勤。這麼多年，每次見到進興，話題總繞著我們台灣，與進興交換意見，總在設想台灣的新典範、新格局。——平路 　　我的一生似乎都處於歷史的轉捩點：人類逐漸掀開宇宙的奧秘，脫離地心引力奔向太空；台灣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威權走向民主，而福爾摩沙島，也像迷航的鯨豚從大陸回歸海洋一樣，找到了自我的認同。目睹這一切，我心裡充滿著感動，就開始寫這本書。由於喜歡歷史，我也向前回溯，探索日本時代通車的縱貫鐵路如何把艋舺、鹿港、打狗整合成一個「台灣」。因為閱讀郁永

河遊記及荷治台灣史而發現，當時西部平原的主要居民是平埔族，南北大路上到處可見板輪牛車與梅花鹿。再往前六千年，最早的原住民留下幾千個遺址，他們能夠製作陶器、玉管、以及神秘的人獸形玉玦。他們之中顯然有人精通天文與航海術，能夠橫渡巴士海峽、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大舉移民成為今日散佈在南太平的南島語族。書中大部分的文章曾登載在「人本教育札記」上，寫作之初想回答的問題：我們是誰？台灣人是怎麼形成的？台灣有歷史嗎？台灣有文化嗎？寫完之後，逐漸有了答案。但是，福爾摩沙何去何從？仍待繼續追尋。——劉進興 作者簡介 劉進興 　　台灣艋舺人，相信熱力學可以解釋人生、愛情與歷史的化學家。

　　台大化學系畢業，美國華盛頓大學（St.Louis）博士，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教授，退休後在台灣博物館當導覽志工。但因塵緣未了，現任高雄市研考會主委。本行是科學，對勞工運動、政治、台灣史有高度興趣。個人部落格《躲藏世界》 　　blog.roodo.com/cjliu   自我追尋的歷史課題——薛化元 與其哭泣 ，何如飛翔？——平路 自序   近代台灣 我的老松 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 從民王到民主 鐵路的記憶 懷念的樟腦丸   戒嚴與解嚴 等待被發現的英雄 電視新聞的戒嚴遺跡 黑暗時代的趨光定律 走出謊言時代 舊時民主燕 飛入百姓家   金光文化 一生之七大震撼 從古道到新

文化 神秘的金光元素   我們是誰 我們是誰 給咱祖嬤ㄟ記咧 古地圖中的平埔族   「我們」是怎麼形成的 嶄新台灣人 兩個島嶼的故事 蘇格蘭啟示錄 甲午變天 「我們」是怎麼形成的 課綱微調之少年崛起 自序 　　書名雖叫「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其實是我的自我追尋。 　　 　　我一九七一年大學畢業，兩年後出國讀書，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回來。二十年間，台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國前人人騎腳踏車，回台後大家都開汽車，我因此錯過了摩托車時代，從來沒騎過。出國前大家都被灌輸是中國人，要反攻大陸，回台那年年底的選舉前夜，群眾在華江橋上遊行高呼「台灣共和國」口號。我的台灣認同是在出國期間確立的，剛回台時看到

獨立還被當作「只能作不能說」的密碼，很不以為然。匆匆二十多年後，台灣翻了兩翻，台獨成為公共財，天然獨世代已經站上舞台，反而是統派必須解釋自己的存在， 　　 　　從蒙眛到啟蒙 　　大三時，報載「蔣副院長紐約遇刺，全國青年譴責」。兩個月後我們班主辦送舊晚會，演出笑劇「荊軻刺秦王」。本意是許多學長將出國，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但可能是潛意識受到那則新聞影響。劇中秦王荒淫無道，與眾臣玩橋牌，拿到爛牌就命令重發，後來因秦舞陽發抖，荊軻失手而千古遺恨。當時我們的政治敏感度很低，完全沒有任何聯想，好在沒出事。 　　 　　那個年代沒有網路，資訊完全封閉，根本不清楚什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四二四刺蔣事件」。後

來到美國讀書，台灣同鄉會每週六下午打壘球，打完球喝酒講政治，就是新生的政治啟蒙教育。 　　 　　我的啟蒙書是柯喬志的「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從開羅宣言開始，很生動地描寫二次戰後國民黨接收大員如何到處霸佔房舍，引進貪污文化，最後導致人民的反抗。小時候長輩偷偷談論的二二八事件，終於真相大白。柯喬志估計，三月屠殺的人數可能高達兩萬。我還記得讀此書時的憤怒，尤其讀到前進指揮所葛敬恩將軍說：「台灣人未受真正中華文化的薰陶，是二等國民」，更是氣血翻湧。 　　 　　另一本是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他是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國際法專家，每年都得捍衛「中國代表權」，但一年比一年困難。看到危機將至，彭教授發表「台灣人民

自救宣言」，卻被軟禁起來。一九七〇年彭明敏神奇地逃離台灣，次年中國果然進入聯合國。書中描寫彭教授變裝易容，逃過特務監視，離開國境時回頭「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簡直像間諜小說。 　　 　　區區兩本書，顛覆了二十年的國民黨教育。而且一旦開竅，就一通百通。當時海外有許多台灣人刊物，專門揭穿國民黨的騙局，像反攻大陸、萬年國會、高普考保障大陸各省名額等，都一戳即破。啟蒙之後再回頭看，奇怪自己怎麼會被漏洞百出的神話騙了那麼久？可見在封閉社會裡很容易被催眠，一旦呼吸到自由空氣，自然會悠悠醒來。 　　 　　從理想到實踐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大家心裡的警總並沒有馬上消失，黑名單也還存在。

但海外朋友都感到大浪之將至，好友K君說一定要趕緊回台灣，他一九九〇年回來，我是第二年。鮭魚成群返鄉，都想共襄盛舉，很多人投入社會運動，環保、教育、人權，我則參與勞工運動。說是參與，其實是學習，重新認識台灣。 　　 　　解嚴後的退冰期長達十年，大家都還在熱身，少數站出來的知識份子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見說明會常邀請「教授伯仔」上台演講，宣揚環保、反核、女權、勞動、社會福利以及建國制憲的理念，啟發了不少群眾，民進黨執政後，群眾就用這些理念來監督當年的啟蒙者。 　　 　　自由思想、民主主義、以及台獨理念，一開始是外來的，但很快就本土化，變成政治運動；一開始由知識份子倡導的，也很快就變成群眾的語言。一

九九一年我八月回台，十月「廢除刑法一百條行動聯盟」就發起反國慶閱兵，然後就是制憲運動。我還記得，勞支會辦公室每晚都擠滿了研究生，熱烈討論如何制定婦女憲章與勞動憲章。我們在勞動憲章中放入產業民主、就業安全、兩性工作平等、勞動法院等理念。 　　 　　後來我們在勞支會舉辦了一系列的社會民主與產業民主討論會，許多學生與工會幹部參加。剛畢業的周威佑草擬了一部「產業民主條例」，他現在是台北市議員。我寫了一本小冊子《產業民主，觀念革命》，附錄《五分鐘漫畫入門》，由還是大學生的林宗弘繪製，他現在是中研院的社會學者。我們把產業民主拿到各地工會作勞教，非常成功。產業民主是歐陸概念，留美學者大多不清楚，工會幹部反而

琅琅上口。 　　 　　勞動憲章後來修憲時沒有被採納，但其中許多理念，都在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立法成功，包括縮短工時、就業保險法、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兩性工作平等法等。產業民主條例也沒有通過，但其中一個條文因緣際會寫入國營事業管理法中，才有現在的勞工董事。 　　 　　九〇年代有一種「革命就在街角」的氣氛，年輕的我們相信自己「可以舉起地球，抓得住光線」。學運、工運、農運、憲改、教改，快意拼運動，不負少年頭。 　　 　　民主堂前燕飛入百姓家 　　一九九三年出現了地下電台，使理念的傳播更加大眾化。計程車運將整天聽廣播，聽久了功力大進，邊開車邊跟乘客聊天，能言善辯，有「街頭評論家」之稱。 　　 　　九

〇年代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訊息傳播得那麼快那麼徹底，地下電台與街頭評論家的功不可沒。後來，汪笨湖在電視上用淺顯的台語分析國家大事，居然引起我媽媽與阿姨的興趣，開始討論起總統選情。長期被語言霸凌無法與聞國是的她們，終於在九十歲時成為自主公民。 　　 　　我有許多好朋友是工會幹部，他們不只關心自己的權益，也積極參加國家大事的討論。大同工會的阿碧說，他在反對運動中學會用更高的角度來觀看社會，覺得活得更有價值。桃園客運工會的曾茂興在解嚴後發動第一波的罷工，用方向盤寫下歷史。他是工運藝術家，有法律可循時，主張順法抗爭，法律不合理時，也不惜逆法對抗。他曾經臥軌抗議，以擋火車的戲劇張力，凸顯聯福女工的困境。後來

光榮入獄，毫無悔意。八十天後的國際人權日，陳水扁總統決定特赦他。終其一生，毫無私心，為勞工發聲。 　　 　　將近二十年，威權的緊身衣一件件被脫掉，勞工、婦女、教育逐漸鬆綁，民主化與本土化漸漸深入人心。只是舊問題解決了，新問題又不斷浮現。看起來剪不斷、理還亂，但歷史就在這樣的混亂中前進。 　　 　　福爾摩沙的追尋 　　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是歷史的大躍進。扁政府前期有很多成就，但後期陷入泥沼，很可惜。那段時間我心情不好，幾乎陷入憂鬱症，整天研究日本史，發現明治維新後，日本也是比以前更亂。新的日本共識不是一蹴可成，革命陣營開始內亂，士族叛變烽火四起，新政府忙著弭平，花了二十年才穩定下來。當然每個國

家都不一樣，但似乎所有革命都有兩階段：第一階段打倒敵人，第二階段打倒舊的自己。李登輝總統講的「不是我的我」，就是這個意思吧？ 　　 　　當戒嚴世代的「新我」還在跟「舊我」鬥爭時，解嚴之後出生的世代已經悄悄長大。他們在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已經進入國中，新的教科書教大家「認識台灣」，腦袋自然跟上一代不同。連郝柏村的外孫女都覺得自己是台灣人，讓她阿公氣憤填膺，要撥亂反正、微調課綱。 　　 　　二〇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是解嚴世代的成年禮，二〇一五年的高中生反課綱微調運動則宣示，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新時代的開始。歷史大浪，滾滾而來，洪荒之力，勢不可擋。 　　 　　我的一生似乎都處於歷史的轉捩點：人類逐漸掀開宇

宙的奧秘，脫離地心引力奔向太空；台灣從貧困走向富裕，從威權走向民主，而福爾摩沙島，也像迷航的鯨豚從大陸回歸海洋一樣，找到了自我的認同。目睹這一切，我心裡充滿著感動，就開始寫這本書。 　　 　　由於喜歡歷史，我也向前回溯，探索日本時代通車的縱貫鐵路如何把艋舺、鹿港、打狗整合成一個「台灣」。因為閱讀郁永河遊記及荷治台灣史而發現，當時西部平原的主要居民是平埔族，南北大路上到處可見板輪牛車與梅花鹿。再往前六千年，最早的原住民留下幾千個遺址，他們能夠製作陶器、玉管、以及神秘的人獸形玉玦。他們之中顯然有人精通天文與航海術，能夠橫渡巴士海峽、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玻里尼西亞，大舉移民成為今日散佈在南太平

的南島語族。 　　 　　書中大部分的文章曾登載在「人本教育札記」上，寫作之初想回答的問題：我們是誰？台灣人是怎麼形成的？台灣有歷史嗎？台灣有文化嗎？寫完之後，逐漸有了答案。 　　 　　但是，福爾摩沙何去何從？仍待繼續追尋。　　 　　 推薦序1 　　 自我追尋的歷史課題　薛化元 　　 　　實在記不太清楚，應該是在台灣教授協會創會之初的活動，知道劉進興教授的吧。不過，印象中他就在台灣科技大學任教，積極參與勞工運動，對歷史也很感興趣。只是當時街頭碰面的多，比較沒機會深談。從二〇〇八年開始，透過他寄來的email訊息，我瞭解他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很關心，也有一定的認識。記得有一次他談到台灣經濟，基

本的認識很接近，更覺得投緣。 　　 　　後來，因為鄭麗君部長在台灣智庫的關係，有機會和劉進興教授有深入的互動，一起談民進黨執政八年的問題，大家看法大抵相似，更覺親近。在偶然的機緣，我有機會較長期的閱讀《人本教育札記》，看到他寫的歷史文章，特別是有的從他的生命周遭切入，寫到他關心的歷史課題，覺得很有意思。他到高雄市政府服務，我認為他跨領域的觸角是一大優點，更期待他在研考會可以發揮所知，一展長才。 　　 　　今年十月，忽然收到他的來信，提到他在《人本教育札記》一系列的文章「島嶼座標」要結集成書，將由允晨出版社出版，讓我十分羨慕。他問我可不可以寫一篇推薦序，並讓允晨的廖志峰總編輯把書稿寄給我看看。我

讀了以後很喜歡，當然先睹為快之後，十分高興地寫了這篇推薦序。 　　 　　在不經意之間知道這本書是從《福爾摩沙的文明進化史》成為《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的，覺得這個發展真好。從全書的編排來看，內容包括了「近代台灣」、「戒嚴與戒嚴」、「金光文化」、「我們是誰」四個大塊。大抵上除了少數幾篇，是以台灣歷史、文化為主，而且從台灣早期歷史，寫到「作者參加一起寫」的當代史。劉進興教授寫歷史、文化，常常帶有他自己的生命經驗，而且還提出他自己的展望。就這些內容而言，他的寫作是從自身生命經驗的問題意識切入，而在歷史場合中找到他關心具有歷史意識的主題，透過歷史文化的討論，回歸到現實感的實踐意識。《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

這個書名，剛好體現了書的內容從問題意識到歷史意識，再到實踐意識的發展。 　　 　　其中最碰巧的是〈從民王到民主〉那一篇文章，這個學期我在政大開通識課，也第一次教到唐景崧。備課時我想起年輕時候曾經在報紙副刊的小說中讀到「民主」在中文的兩個意思，是人民當家作主，一個是我作人民的主，所以也就特別以史料來說明「台灣民主國」與「唐民主」之間的違和感。不意拜讀書稿，讀到這一篇，意外之餘，更覺劉進興教授的歷史觸感實在很厲害。 　　 　　這本書的內容是從《人本教育札記》的「島嶼座標」文章系列而來，取名之初，是否作者已經意識到正在做歷史定位呢？而且作者不僅希望透過文章，來呈現主張而已，從內容來看，作者做的功課可

不只是一般作家而已，引用史料之多，除了該領域的專攻者，恐怕一般的歷史學博士也未曾接觸過。就這樣，札記的文章固然是札記，展現了作者的心得，不過，這本書往往更是引證有據，深入淺出，相信一般讀者閱讀之後，對台灣人民的「自我追尋」，一定有更深的體認。 　　 推薦序2 與其哭泣，何如飛翔？　平路 　　許多年來，進興是我凡事倚仗的朋友。 　　 　　友輩當中，進興像發電機，更像大停電時的備用電池。每次我灰心喪志，就靠他適時送暖，傳輸我正面能量。平凡的事物，在進興樂觀的語調下，化身神奇的可能。 　　 　　進興這化身博士是化學家，他在科學的範疇好為人師，除了屢次破除迷信，教導我靠近微波爐並不會天人五衰，立即

被電磁波通體穿透；還告誡我包食物的塑膠膜避免哪種元素（我又搞混了，是BPA還是PVC？）在我眼裡，他的多項創見早該頒諾貝爾獎，包括以「熱力學第三定律」證明為什麼革命一定成功！正業之外，進興的業餘興趣不少。在台博館，進興固定排班，澤惠親友團。記憶中，「藍地黃虎旗」特展也屬他的導覽項目之一。 　　 　　好朋友間要互通有無，我那武林秘笈般的日劇劇目，有些得自他轉贈；而我在香港期間，為進興介紹多位私房契友，包括托派餘緒的那位長毛，當時長毛還未立法局議員，他逕自以「老劉」稱進興，把進興的公寓視為托派的海外支部，來台灣就叨擾一番。至於他們倆如何「兼營」實務，包括繞過海關，把台灣地下電台的汰舊器材私運香港，

純屬老兄弟之間的秘辛，非我所能探問。 　　 　　進興總是熱情充沛，與他共同發想，我也做過一些「偉大」的實驗。差不多兩年時間，我們每星期開會，意圖發明一套系統與座標來測量文化國力。後來回想，我是被熱暑天的雷打到了嗎？或許，在進興引領下，多巴胺無限制分泌，人人誤以為無所不能，隨時都頭髮直直豎，一秒就衝到腦力驚爆點。 　　 　　進興才識多元，國家認證標誌的稀有財仍屬他的樂天與喜感。放眼台灣，這一點無人能及。簡單說，他天生有某種「童騃式」的樂觀！台灣往未來籌謀，注定將遇到一串險阻與挑戰，用進興的話，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神秘的金光元素」。兼容並蓄、俗擱有力，本是移民社會的特質，也屬於我們島民的海洋直覺。往

前看，蝦咪攏免驚，這道光（金光！）必然帶著台灣人到奶與蜜之地。 　　 　　卻不是每分鐘都瑞氣千條，我就親眼看過進興喪氣的時刻。那一年，阿扁任期末尾，所有施政被拖入泥沼，緊接著，馬英九高票勝選，大舉搬演「蕩寇誌」。那段時間，進興如同挨了一記神拳，金光散體，神仙難解救。卻從那時候，萎靡在家勤修大河劇，進興悟出了另一番日月天光。 　　 　　日劇有如運功散，活血化淤，漸漸助他過渡幽暗。之後，只要與進興聚一起，話題常是在日本的幕末與維新，當然，還有我們台灣怎麼借鏡他們。 　　 　　進興有個謀略的右腦，著力於探討維新時的新局，包括大政奉還的得失等等，我則一心仰慕幕末的英雄事蹟。因為心目中的英雄西鄉隆盛，我

迷上《宛如飛翔》那齣大河劇，每一集都來回看過數遍。對我，英雄的意義在於啟示人們放眼高處，不必被既成的格局所限制。 　　 　　進興與我，這方面極其知心。他理解我寫的小說，包括《東方之東》與《婆娑之島》等書中題材，正是有志替台灣久經壓抑的集體心靈，注入「大航海時代」的奔放想像。如今輪到進興出書，許多篇我在《人本》雜誌讀過，當時就滿心讚嘆。整本《福爾摩沙的自我追尋》一起看，更見他眼光之奇、用力之勤。 　　 　　這麼多年，每次見到進興，話題總繞著我們台灣，與進興交換意見（誤以為我們是誰？）總在設想台灣的新典範、新格局。進興與我，深情所繫於這個島，此事心心相印，我們是有志一同的朋友啊！ 　　 　　在幻想

的海邊，遠望著霧中的櫻島，一時聯想翩韆，想的是扶著進興的肩膀跳躍起來。在我眼裡，《宛如飛翔》劇中那一幕，詠嘆著「與其哭泣，何如飛翔？」的經典場景，最能夠表現出友伴激盪出的樂觀與志氣。當我們攜手，（自以為）衝破大氣層向著至高處飛躍，高到脫離了地心引力，我揮揮衣袖，打定主意了，無論生命氣質怎麼相違，目標定了，我一定要扮心裡最仰慕的西鄉。對不起，進興，我先選先贏，你的選擇不多，剩下只有大久保利通…你可以選。 　　 近代台灣我是艋舺囝仔，長大後卻流浪在外。每次回艋舺，總要到老松國小走走。每逢選舉，也要用輪椅推媽媽去那裡投票。老松是媽媽、我、以及六個弟妹的母校。 兩年前，聽說內政部要將老松國小改建為

青年住宅。我馬上在網路上貼文反對。坦白說，台北現在都朝東區發展，艋舺人口一直下滑，再加上少子化的影響，學生愈來愈少，用左腦思考，學校過多，併校並非不合理。但我的右腦就是沒辦法接受。 畢竟這是凝聚了市民百年記憶的老校，即使不再是小學，也應該保留為文化財。如果改建成一棟棟掛滿冷氣機，纏繞著電纜線，晾晒各式衣物，每次轉賣就更雜亂的住宅大樓，豈不就像把毛公鼎拿去煮牛肉湯，暴殄天物啊。 台灣第二早，世界第一大的小學一九八五年日本人來台後，第一所開辦的學校是「芝山巖學堂」，後來改稱「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就是現在的士林國小。 第二年，在龍山寺以西的學海書院舊址成立「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只有十名學生，

為了鼓勵上學還每人發津貼。一九〇六年遷到現址，改名「艋舺公學校」。到了我媽媽就讀時叫「老松公學校」，我們那時叫「老松國校」，現在叫老松國小。 媽媽是一九三五年畢業的，那一屆有二百九十四名學生。我是一九六一年畢業，那時男女分班，每班約七十人，從甲班、乙班、丙班、一直排到壬班，共一千二百多人。一九六八年那屆達到高峰，畢業生近二千人，六個年級一萬一千多人，號稱全世界最大的小學。當時沒有小班小校的概念，我們還洋洋得意呢。後來人數逐漸減少，現在只剩下七百多名學生，真的是滄海桑田。 作曲家鄧雨賢也是老松校友，一九二〇年畢業。他的《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人人會唱，幾乎成為台灣國歌。但

我讀老松時，本土文化仍然如雨夜花般「受風雨吹落地，無人看見」。小朋友只認得岳飛、文天祥，從來不知道有這位偉大的校友。 蓮花池畔的校堂老松的校歌開頭是「蓮花池畔，屹立校堂」，我們天天唱卻不知道蓮花池在哪裡。最近看到台北巿文獻會在桂林路校門口豎立的「蓮花池舊址碑」，才恍然大悟。原來三百多年前，北部大地震，淡水河的出口被封死，形成一個堰塞湖，後人稱為康熙台北湖。當時整個台北盆地都在水面下，因此兩年後（一六九六）郁永河來台採硫，搭船入關渡時，才會說「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經過幾十年，湖水逐漸消洩，開始有人進來開墾，但在低窪地區還留有許多水池。

台灣民族認同的日常形構：以中國商品的治理與反消費為例

為了解決福爾摩沙冷氣的問題，作者李立偉 這樣論述：

本論文試圖說明中國製造的商品如何成為當代台灣民族認同形構的重要環節。菁英取向的民族主義研究忽略了群眾動員的議題與民族觀念的擴散機制；相較之下，日常取向的民族主義研究認為民族認同是經由生活之中許多自然化的假設、論述與實踐所維繫並且持續地再生產，有助於我們分析特定民族認同為民眾所普遍接受的過程。本研究認為，分析中國商品所帶動的日常性治理網絡與反消費實踐可以解釋台灣民族認同如何成為台灣住民理所當然的觀念。然而，日常生活取徑卻可能忽略了民眾日常生活與菁英民族主義政治方案的連結，使其無法解釋民族邊界與民族成員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於是，本研究整合了日常生活與精英兩種取徑，亦即整合了台灣民族認同的日常形構

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路徑和政治議程，建立了三個變項：（A）日常消費實作。（B）本土陣營的尋票以及（C）全球化與兩岸政治經濟進程。以此來解釋中國商品如何在日常生活層次制度性地影響台灣民族認同。因此本研究不只處理中國商品的消費問題，也討論本土陣營的民族主義政治治理方案。本研究發現，本土陣營所策動的對於中國商品的治理網絡，一方面是意義的治理，使得中國商品具備高度民族意涵；另一方面則透過產地標示系統的建立，讓產地差異的識別與民族差異的識別相互闡連，劃出一條自然化的民族邊界。對於消費者而言，中國商品同時意味著風險。在日常消費實作之中，個人面對中國商品的風險，反思性地展開新的生活規劃，並重構一套鑲嵌於民族

脈絡的認同敘事。中國商品的治理和消費者對的反思性計畫相互配合，構成一般民眾認同於台灣民族的結構性路徑。全球化與兩岸政治經濟進程作為重要背景，促使了本土產業加入台灣民族主義的動員，改變了本土陣營的動員形式。這個轉變中的地緣政治也影響了台灣民族認同的臨界性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