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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美術、設計與包浩斯的交會-以顏水龍的創作和教學為例

為了解決三澤光晴齋藤彰俊的問題，作者葉思佑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顏水龍(1903-1997)的創作與教學為例，從中考察其作品風格與教 育理念中吸收包浩斯元素與理念的過程。由於顏水龍個人的藝術學習歷程較為複 雜，地域上，觸及臺灣、日本，與法國;時間軸上，橫跨戰前的日治時期到戰後 臺灣，這期間臺灣的美術教育也產生轉變，從日治時期的圖案畫課程，僅以圖像 方法學為導向;到戰後專門美術科系的成立，以培育藝術家為導向，體現出臺灣 美術教育的流變。在 1950 年代美援的協助下，中國生產力中心以及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等機 構成立後，諸多的外國學者專家前往臺灣，他們帶來美術設計、工業設計等新知， 促使藝術家開始注意到設計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亦孕育著臺灣在 1960

年代， 設計科系的作興，以及相關刊物的出版。此階段可謂美術領域跨度到設計領域的 轉換期，基於這個轉換，筆者以包浩斯在臺灣的影響作為角度，進行探討，觀看 包浩斯在此時期與臺灣美術、設計的交會。其中，以顏水龍作為包浩斯的導入者之一，作為整個研究架構的核心，有別 於建築史，而是加入美術史的角度，整理包浩斯何時，且如何傳入臺灣，以及 1960 年代前後，臺灣的藝術界到設計界如何理解包浩斯，作為撰述脈絡。並透過戰後， 顏水龍作為畫家、廣告設計家、工藝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成為不可多得的人 才，原以純美術為目的而推廣手工藝之美的他，在戰後政策的驅動下，轉而推動 具有實業性的工藝品，此過程中，他應用包浩斯

的元素與理念，不僅在圖像作品 與產品製作中呈現，亦在課堂中教授包浩斯概念。從中可一探，顏水龍作為包浩 斯的傳布者，以及包浩斯理念在臺灣的實踐。

後經典時代：現代視閾中的「四大奇書」及其改寫

為了解決三澤光晴齋藤彰俊的問題，作者黃璿璋 這樣論述：

《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詞話》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明代最傑出的四部小說。四部小說出版後，經明清評點家、現當代評論者的詮解，認為它們在敘事、結構、人物塑造與美學建構的優異表現皆非同時代作品可及，堪稱為「經典」之「四大奇書」。亦即，所謂「四大奇書」是小說「經典」，其實是文學史的後見之明。四部小說在文人化或經典化以前，歷「說故事」的表演、書寫、行銷、閱讀、評論等群體互動行為之生產，體現中國小說「世代累積型」的特色。四部小說早在成為「定本」以前，「故事」在不斷地「言說」與「閱讀」之間，成為了社群共同參與的文化資產。現存諸多明清古典小說「續書」，即是在續寫、翻案的改編行

為裡，反映創作者「當下」面對的價值更新與社會情境，是為一場集體的、世代相傳的，編織意義的行動。在中國現代化時期，「說故事」的傳統仍持續發生。對於「四大奇書」的現代新編，歷來學者較關注於晚清「新小說」所傳達的「啟蒙救國」，民國以後的研究卻付之闕如，泰半聚焦魯迅以來，五四新文學的「故事新編」體對古代歷史、傳說的改造發明。然而，晚清以後文人，仍仿照「新小說」的「章回體」敘事模式，持續以改寫行動思考古典名著「四大奇書」的現代轉型與文本更新，並藉由現代報刊、影戲等新媒體的傳播，獲得廣大的閱讀群眾與迴響。這批作者的身分多屬鴛鴦蝴蝶派、喜劇作家、滿洲遺民，甚至是不具名的作品。相對於以「五四」為標竿的菁英文學

家，這些經典文學史的邊緣人物，其創作往往被視為文化的「雜質」，但他們與五四「新文學」的故事新編者，同樣是在回應「現代性」中的「傳統性」，且更彰顯出一個時代整體庶民的精神面貌與價值。本文對照魯迅與五四文學以來「故事新編」體的小說發生學，並透過文學史料的重新探勘，觀察現代作家對於「四大奇書」的改編情形，嘗試打開過往經典文學史與文化史的多重視點。本文並關注晚清以後的現代作家，如何對古典小說極具代表性的「四大奇書」進行「再書寫」與「再閱讀」，於「通俗性」與「傳統性」之中言說「現代性」，並強調經典原著的符號系統，如何在全球化知識環流中被解構與重構。題中的「後經典」，即用以命名這些「經典」之後，以拆寫、重

組古典元素，使文學主題以及文化符號擴散轉化的作品。本文除對個別作家與作品進行微觀研究，探索重寫文本背後的重要形塑因子外，也宏觀式地為「四大奇書」勾勒出四種現代的閱讀軸線：歷史與狂歡、江湖與遺民、神魔與啟蒙、淫婦與烈女。此四種軸線分別是在「故事—新編」之間分屬「傳統—現代」的游移命題，亦為創作者在「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的古典故事框架中，以脈絡化或去脈絡化的方式，進而關切歷史、族裔、啟蒙與性別的策略。透過鬆動原有文本的符號內容，轉化至新的情境加以擴寫，在遊戲與油滑之中施加諷喻，這並非是一勞永逸的事業，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言說。本文即試圖在學界既有的「明清續書」、「故事新編」等研究基

礎上，將時間軸從明清擴大延伸至現當代文學與文化，嘗試勾勒一種「後經典」的敘事學／續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