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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上海郵政編號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

日治時期地方菁英與水利事業——以張麗俊作為探討對象

為了解決上海郵政編號的問題，作者凌嘉懋 這樣論述：

本文以豐原張麗俊為研究對象，談討日治時期地方菁英參與當地水利事業的作為、角色與貢獻。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致力於臺灣的農業發展，為求強化行政權力對於農村的掌控，達到促進農作生產之目的，總督府遂推展了一系列水利公共化政策，將清代臺灣社會的灌溉水利設施逐一收歸公共，促使地方官廳能實質參與進傳統農村社會的運作，並在水利公務中掌握主導權。八寶圳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受臺中廳認定為公共埤圳，張麗俊遂以保正之姿輔助官廳的水利事務，並協助下南坑農民度過水利公共化的進程。大正十二年（1923）豐原水利組合成立，張麗俊獲選為水利組合評議員。除了出席水利組合評議員會參與水利事務外，張麗俊亦主導了八寶圳大路缺支

線之堤防創設、協助豐原郡役所庶務課開造營林所之貯木池、成功募集在放屎溝圳上造築永久堰堤的資金，並協調了製紙會社引起的用水糾紛等等。根據《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張麗俊除了協助官廳推展水利事業外，亦作為農民的代理者向官廳、水利組合做協商，力求維護土地業主們的權益並保障農民的灌溉用水使用無虞；作為農民代理人之餘，張麗俊亦致力於推展與維護水利建設，彰顯了地方菁英在水利事業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是學界探討地方菁英與水利事業交相互動的重要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