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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原」聲：台灣山地歌曲的政治、經濟與美學再現（1930-1979）

為了解決中壢環北路398號的問題，作者黃國超 這樣論述：

「山地歌曲」是當代原住民族社會生活中，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及庶民文學現象，它具有廣大民眾積極參與、多元混雜和共同享受的特性，是原住民族文化最活躍的力量和酵母。長期在原住民部落待過的人都知道，山地通俗歌曲幾乎無所不在，從村里長的廣播、雜貨店、菜車、麵攤、鄉運動會、學校表演，或婚禮、祭典儀式，甚至是投10元讓你點唱一首的夜市小吃攤，它的滲透性與普遍性使它成為山地社會各階層成員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山地歌曲的研究有助於瞭解當代社會與原住民個人的相互關係，以及有利於探討當代社會變遷與現代化的問題，它的產製不僅涉及台灣社會象徵性權力的運作，更脫離不了多元族群間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複雜歷史，在不同階段的經

濟與政治背景下，山地歌曲從而衍生出不同的美學型態與樣貌。一部原住民近代歌謠史，正是一頁原住民近代生活史，音樂社會史，因而可以是瞭解原住民社會及歷史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然而直到目前為止，台灣「山地歌曲」相關的研究至今仍然相當有限，呈現出一種低度開發的狀態。 本文的研究動機，起源於對當前原住民族文學研究過度中於「文字化」、「菁英化」的反省，這種學院派-菁英文學推崇的秀異作品，不僅在人口上是少數，放到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場域裡，和大眾的文學經驗又是那樣格格不入。它忽略了與作家相同或不同時代裡，其他用「非文字」方式感知、描述這個生活世界的庶民觀點，以及族群屬性複雜多元、社經地位各異的普羅大眾的底層人民如

何能夠為自己說話？ 在確定以「非菁英」或者所謂的「庶民」文本為探討基點後，本文研究以「山地歌曲」做為出發，希望透過通俗山地歌曲來釐清庶民主體的言說。因此本文耗費數年時間沿著唱片生產的軌跡，蒐集了1930年至1979年左右的黑膠唱片，卻發現「山地歌曲」的生產系譜，涉及到夾縫中族群建構的複雜歷史。這裡面涉及文化工業的運作，也涉及到不同殖民意識型態、文化爭霸與國家廣電、文藝政策與音樂認同等等盤根錯結的問題。因此我按照市場上的出版現象，一方面蒐集日語、台語、國語及原住民語的山地歌黑膠唱片，並考據不同殖民者的意識型態、文藝、廣電政策及政府相關出版法規禁令，佐以文獻收集、理論閱讀及田野調查、深度訪談等方

式，將不同語言型態的「山地歌曲」，聚焦在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與美學再現的互動架構中，探索台灣山地歌曲發展的宏觀面貌。 我將「山地歌曲」的產製視為一個動態的族群權力鬥爭場域，試圖解釋：台灣山地通俗音樂的語言政治、市場生產機制、以及美學符號再現的社會意義。它如何透過承載著特殊歷史文化與記憶的特質，使其成為台灣住民辨識彼我的表徵物，如何在「結構」、「行動者」與「文化」三者之間時而主體、時而客體的複雜演現。 在本文中我將台灣山地歌曲的歷史發展，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30-1945年，國、台語唱片在海峽兩岸的萌芽；第二階段是從1946-1960年代，這是國語音樂工業來台，台語唱片復甦重

建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1961-1979年左右，這是台語唱片發達、國語唱片工業本土化的時期，最後國語進而取代台語唱片地位的時期。 在前述的歷史縱深架構中，在各個分期的共時面上，筆者聚焦於政治、經濟、美學再現三個主題的解析：（一）政治的部分：即國家機器對通俗音樂的意識型態（語言、國族政治）、法規禁令、黨國廣電媒體等文化爭霸過程，以及被殖民者「抵中心」的能動性（agency）實踐；（二）經濟部分：主要探討「山地歌曲」的文化工業製作、不同傳播媒介間的競爭，對於山地歌曲與歌星造成?麼樣的生態變化？各階段重要的生產與發行者為何；（三）美學的部分：我將焦點放在山地歌曲符碼意義的產製、（跨媒際）交換與再現

的符號資本與象徵暴力，並耙梳山地歌曲發展過程的幾種重要類型，解釋其美學技巧以及重要創作者的風格成績。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透過「非鎮壓型」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有系統的介入教育、家庭、文化、大眾傳播，來進行殖民意識型態的教化與規訓，並以壓制型國家機器為威嚇，國家建構出語言位階、並以廣電法令的箝制手段意圖建構公眾品味，不過國家機器的權力矛盾導致政策施行的打折，在民間大眾消費的難以捉摸下，文化生產是處於動態協商的。其次，我們發現文化工業是國家社會控制的一環；主流市場的國、台語山地歌曲多以電影、電視插曲為主，但由於漢人社群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去解讀原住民藝術的符碼（c

ode），因此國、台語山地歌簡化了原住民各族音樂風格的差異，而將山地歌曲同質化、東方化了；山地歌曲與原住民觀光的結合，自我再製了漢人對原住民能歌善舞的刻板印象。在美學上，1965年以前國、台語山地歌以取樣原住民旋律填詞為主，1965年以後逐漸走向漢原雙語並置的混生型態，但呈現出標準化與偽個性化的特徵；原語山地歌唱片初期保有即興風格、曲式多元，自1967年邁入雙雄競爭及受到國際觀光活動的影響，山地唱片逐漸走向阿美化、舞曲化的「類型化」生產。整體而言，原語山地歌的美學變遷大致朝向原型性、符號性、複合性、樂器與編曲方向發展，不過基於現今音樂市場中的接受度，因此，當前山地歌曲多半仍以漢語混雜母語（或n

aruwan等聲詞）的型態為大宗。

林爽文事件與臺灣社會變遷

為了解決中壢環北路398號的問題，作者羅榮明 這樣論述：

乾隆51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為清領時期臺灣發生最大的民變，同時它也是讓清廷動員最多內地大軍，花費最多銀兩來平定的一次。對於此次足以動搖清廷對臺灣統治根本的大事件，清廷對後續的善後自然不會等閒視之，故在事件平定後，隨即進行一連串對治臺政策的修正，同時也視當時社會情況，創設一些新措施來因應。然而這些對政策的修正或是新措施的施行，有些僅是重申清廷的禁令或是要求，但有些則對後來臺灣的社會變遷產生極大的影響！關於林爽文事件與臺灣社會變遷的關係，筆者嘗試從臺灣地方菁英間的轉變及流動、番屯制度的實施及興廢，及客家義民意識的形成與客家義民爺信仰的流布等，數個影響層面較大的面向來探討，以期找出林爽文事件

對臺灣的社會變遷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本論文第一章提出筆者的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接著進行文獻探討以及研究架構的說明；第二章介紹林爽文事件發生前，清廷所統治的臺灣西部之自然環境及漢人社會發展軌跡；第三章就林爽文的個人特質、身世背景、事件的發生原因，以及事件始末等做一詳盡之敘述；第四章先詳述事件後清廷的獎懲措施，接著再就事件影響層面較大之部分，分成地方菁英間的階級流動及演變、番屯制度的實施及興廢，以及客家義民形象的建立與客家義民爺信仰的形成與發展等，做一深入之探討，第五章為結論，總結林爽文事件對臺灣社會變遷之影響，以及提出可再研究的問題。 就地方菁英間的階級流動及演變而言，林爽文事件讓無

緣從傳統科舉制度中獲得科舉功名的地方菁英們，可以靠著協助清廷平亂而得到的「軍功」晉身仕紳階級，有些家族甚至因此形成「平亂世家」，以平定民變為己業，大大影響之後民變的成敗。 就番屯制度的實施及興廢而言，基於獎賞平埔族協防之功，以及將平埔族戰力收編入國家武力的構想而設置的番屯制度，其最初之立意良善，但由於先天制度上的缺失，以及後天人為的怠惰不法，致使此制度日漸崩壞，後雖經數次的清釐，但仍積重難返，終至瓦解。而番屯制度不僅使得漢人得以趁機入墾土牛界外之埔地，也使得平埔族失去更多的生存空間，同時也促使平埔族意識成形，間接促成了埔裡盆地的開發。 就客家義民形象的建立與客家義民爺信仰的形成與發

展而言，臺灣客家族群在林爽文事件後，發覺協助清廷平定民變以獲得獎賞，可以改變其相對於閩南人的弱勢局面，故在之後的民變中，客家人莫不積極成為「義民」來爭取清廷的另眼相看，而清廷亦樂得有此「義民」的協助平亂，故「客家人即義民」之概念逐漸在客家人及清廷眼中成形；而臺灣北部客家人為凝聚彼此間的向心力，亦積極尊崇最能代表義民精神的客家義民爺信仰，在此情形下，客家義民爺信仰乃被分香祭祀，並在臺灣北部逐漸擴大其信仰範圍，進而成臺灣北部客家人最重要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