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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中國文學所 謝海平所指導 葉珠紅的 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以僧人世俗化為主 (2007),提出乂卍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唐代、唐代佛教、唐代僧人、僧人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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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以僧人世俗化為主

為了解決乂卍的問題,作者葉珠紅 這樣論述:

「僧俗交涉」之「交涉」,本為哲學用語,意指兩個不同範疇之間相互產生影響。本論文主要就唐代帝王、皇室貴族、官吏、文士、庶民、與僧人,三百年間的互動概況。論文共分十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筆者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旨在探討唐代高僧受帝王隆重禮遇的原因,從中歸納出唐人對佛教的看法;其次,僧人與文士的交往,締造出輝煌的唐代佛教文學,試從中略探唐代僧人之宗教與世俗生活;最後,針對學界未多觸及的「藝僧」與「異僧」,為唐人「喜聞樂見」的情形,以及對後代佛教文化與世學的觸發與創建。第二章〈唐代帝王與佛教〉,就唐代帝王的佛教政策,其對佛教的利用,以明唐帝王對佛教的態度,是限制與利用並重;而從帝王與僧人交涉的情形,

發現預言僧、祈雨僧、丹藥僧最受帝王垂青。第三章〈唐代皇室貴族與佛教〉,初、盛唐之議沙門致拜君親,顯示初唐帝王已感受到佛教勢力的擴大,由帝王令沙門拜皇室成員,反映出皇室企圖以皇權掌握教權;其次,皇室貴族接受佛教之輪迴觀,不論是捨宅或齋僧,其參與法事活動之熱烈,透顯出唐代的皇室貴族,實為推動佛教勢力的重大助力;此外,皇室貴族與胡僧的互動,是密教得以在中國生根的主因。第四章〈唐代官吏與佛教〉,唐代官吏對於劣僧之判文,多是基於維護儒家倫常與社會安定,官吏襄助譯經與飯僧邀福之舉,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均受其影響,許多身為官吏之文士,或在詩文中,或口述其與異僧交涉之經過,均為佛教深入社會各層面的證明。唐代宦

官與佛教的關係,由宦官本身之崇佛行為,以及其妻、女出家為尼的情形,說明佛教之輪迴果報信仰,是大多數唐人崇佛的主因。第五、六章分論〈唐代文士與佛教〉,唐代文人游寺,大別有文化、宗教、社交因素,三種因素交織下產生的游寺題詩、訪僧不遇、與僧共宿、共結林中社,所留下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士為佛寺、經像撰碑銘、序記;為譯經、注經作序;為僧人作塔銘、碑文、序文等,均對唐代佛教文學留下重要的研究資料。第七章〈唐代庶民與佛教〉,唐代百姓消災追福之法事活動,表現在外的捨宅、立社、造像、寫經等行為,是受到初、盛唐時期已經大為流行的冥報故事的啟發,加上福善禍淫的宗教體驗,可以發現唐代社會最受百姓信奉的,先是《法華經》,

後為《金剛經》;《金剛經》繼《法華經》之後,特別是誦持《金剛經》所獲之功德,是與南禪遍天下的情形有關。此外,唐代尼僧與家族關係之密切,唐代僧人之世俗化與社會化的程度,均為後代罕見,原因是與朝廷將治理一般百姓的法令,用來管理教團有關。第八章〈唐代寺院功能〉,唐代的大寺,除了以鎮寺之寶與寺院傳說、奇僧逸聞招來信眾外,寺院開設的濟貧救苦設施,如普通院與悲田養病坊,為不離菩提的表現;悲田養病坊從則天朝由官府與寺院合辦,專收病苦百姓,到僖宗朝黃巢亂起,病坊窮人為神策軍擔負起「戰士勤王」的重任,反映了唐王朝的氣數將近。此外,寺院在文化休閒與娛樂方面,多有貼近民眾的措施,如上元燈節、賞牡丹花、觀百戲與開俗講

,是唐人不分身份、階級,樂於走入寺院的主因。第九章〈唐代僧俗交涉對於文化之觸發與創建〉,唐代僧俗交涉下,對後代「財施」觀念的強化,以及對佛教戒律的奠定,佛教節日如盂蘭盆會的定型,佛教文物如經幢與舍利的流行,均有所觸發。對於世學之創建,如中國第一部韻書,成於僧人之手,詩學觀念與詩體的新創,茶文化與書法藝術的發揚,在僧人推波助瀾中,有創發之功;唐代古文家與僧人之會通儒、釋,對於宋代理學之陽儒陰釋,有其啟發之功。第十章〈結論〉,通過各章之論述,對唐人與佛教的互動,提出總體性的評價,與若干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