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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角頭、廟會與陣頭之研究

為了解決九卅娛樂城的問題，作者鍾秀雋 這樣論述：

角頭是臺灣民間社會特殊的存在，置於人文地理的範疇，係指某一地域範圍，以廟為運作中心；若作為黑道類型研究，則指擁有特定範圍為地盤，其成員、行動也多在該地盤內。二者相互層疊，使角頭與地方社會及信仰事務產生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相關視野的切入與探討，是完整詮釋角頭於民間社會多重面貌的必要面向。而艋舺是臺北市最早開發的地區，擁有豐富的人文史蹟與廟會，活躍的特種產業與密集的市集，提供角頭勢力生長的溫床，是臺灣角頭文化的指標地區。本文以艋舺作為研究場域，以田野調查觀察當地角頭歷來於廟會與陣頭中的角色，及其在日常生活與地方社會的往來，深入理解在地與外界視角看待角頭的不同觀感，從而探討角頭、廟會、陣頭三者間的

關聯結構，以及角頭在地方社會中的多重身份，加以爬梳文獻，架構貫時性與共時性並進的研究取徑，同時解讀臺灣廟會在歷經社會變遷後所發展出的私人館生態，如何與既有廟會生態相互作用，及其背後承載的社會體系，探討地方社會在大環境的牽動下，所表現出的自我調適與功能轉化，並據角頭於地方社會與廟會中的多重面向，反映角頭在地方話語權結構中所佔有的位置，解析臺灣民間社會相對體制的潛在行事思維與認知。

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園（1868 - 1940）

為了解決九卅娛樂城的問題，作者謝佩珊 這樣論述：

本文試圖從城市公共空間角度，探討租界七座公園於城市空間中發揮何等功能。公園和上海市民的生活產生深刻且微妙的關係，對推動城市現代化，扮演重要角色。筆者經由解讀官方市政記錄，彌補前人研究之不足，並透過歷史發展脈絡，重新觀察華洋關係的一個側面。 「公園」一詞始見於《魏書》，但意涵非指近代城市公園所表示的提供大眾休閒遊憩或運動健身的公共園林。1868年上海英租界外灘建置中國首座公園，英文為public garden；晚清時人常稱「公家花園」、「外國花園」或「西人花園」等。中國自古有皇家或私人園囿，傳教士、外交人員或遊泰西之士將park或garden意譯為涵義相近的「園」或「囿」，或兩者並稱

。亦有音譯為「巴爾克」、「帕格」、「派克」。晚清文獻以「公園」稱呼都市園囿則出現於旅日記遊，甲午戰爭後，日源漢字新名詞大量輸入中國，報刊普遍使用公園代替公家花園則等到二十世紀初。 近代上海租界分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分別由工部局、公董局管理市政，西人仿歐洲城市規劃建設租界。公園在近代西方城市被視為市民生活的重要公共空間之一，故公共租界四區建置6座公園；法租界有1座大型公園，其中3座是官有地改建；4座是滿足居民需求。每座公園各有特色：公花園與華人公園倚傍河岸，崑山公園為兒童專屬遊戲場，匯山公園與虹口公園兼備運動場地，極司菲爾公園是自然風景式園地，顧家宅公園展現法蘭西花園風格。運動場地依時間開放市

民申請使用球場、游泳池，並酌收場地使用費，西式體育活動起初為外僑的閒暇娛樂，後來上層華人階級、青年學子接納、推廣，逐漸普及於華人娛樂生活。 西人認為公園不僅是大眾遊憩空間，更是培養市民公共意識，落實文明化素養的地方，對入園遊客的行徑訂立公園章程規範，保障大眾權益。1928年前，租界的公園基本上限制一般華人進出。十九世紀中葉後，上層華人基於納稅人平等原則投書給工部局，要求開放部分華人及外地遊客入園，董事會決定試辦申請公園券入園，符合官方標準才獲准，第一波有限開放算是滿足上層華人的訴求。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人受到民族主義思潮激發，產生反西方帝國霸權呼聲，這股旋風在上海發揮極大影響力，此時上海租界

華人意識到與外僑同為租界納稅人，卻無法享有納稅人應有的市政權。五卅事件引發中外關係緊張，撼動洋人統治權，促使工部局董事們同意加入華籍董事，也正視華人的市政權利，而公園禁弛爭論在這波外交談判中獲得解套。 1928年6月開放公園後，改採售票制篩選遊客。付費入園變相將公園空間商品化，能不能入園關係到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根據官方年度遊客統計量，三0年代上海興起遊園熱，遊覽公園列入老上海人的時髦休閒娛樂名單。 滬西商業性花園（所謂「海派園林」）進一步將私家園林空間開放化，參雜中西式娛樂活動，以滿足老上海人消費娛樂需求。這類花園性質接近遊藝場所，對入園者無嚴格篩選，遊客類型遍及上下各階級，唯進入1920

年代後，逐漸被新型遊戲場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