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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

為了解決俗女養成記景點一日遊的問題，作者李雅容 這樣論述：

　　見證經濟奇蹟之前的社會力與公民意識 　　今日的生活奠基在無數前人的共同奮鬥之上 　　這是西螺大橋推手李應鏜的故事，也是成長於一九三○年代，在後來的歷史中，長期被消音的臺灣地方士紳的故事！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當時人口只有三萬七千人的雲林西螺鎮，湧進了八萬名遊客，都是為了見證西螺大橋的開通！   　　彼時這座橫跨濁水溪嶄新綠色大橋神氣極了！當時她是遠東最長（1939.03公尺），也是世界第二長的公路大橋，僅次於美國舊金山的金門大橋，從續建到完工，都是臺灣交通史上值得喝采的記錄，也是臺灣、美國、日本和菲律賓四國合作的宏偉工程。   　　還有更重要的意義，藉由為興建西螺大橋而辛勤

奔走的李應鏜之口說出，他說：「這是臺灣南北暢通，經濟效益的第一炮！」   　　從日治的殖民政府到戰後的國民政府，不管是誰統治臺灣，永遠不該忘記的是踏實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子弟，總有人努力打拚，精進充厚自己，再貢獻所學於世，只為了讓家鄉變得更好一點。   　　李應鏜出生於雲林西螺的書香世家，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留學歸國後，致力於參與地方事務，光復後曾任台南縣參議員、西螺鎮長，在白色恐怖時代為營救年輕人挺身作保，亦曾遭誣陷逮捕，所幸因蔣緯國的搭救才全身而退。一生風骨，為興建西螺大橋鞠躬盡瘁，為了還原父親生命全貌，作者李雅容動員整個家族的力量回溯記憶，親自踏訪他走過的路、讀過的書、寫過的請願信和公文函，

將成千上萬張的照片、證件、信札、藏書和剪報，梳理成十七萬字翔實傳記，完整記錄李應鏜的一生，也為戰前戰後的臺灣政治、社會史，補上鮮活的影像。 本書特色 　　一九三○年代的臺灣曾有富裕昌盛的一面，不是戀舊或炫富，更不願被刻意忽視，《西螺大橋》誠實且生動地還原了那個時代的風貌。 　　見證一九三○到五○年代，臺灣地方士紳的政治社會參與歷程。 文史學界書評   　　李應鏜先生的生命歷經兩個政權的傾軋，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又為了尋求同胞更大的生存空間，而必須不斷與當權者協商。書中李應鏜先生營救白色恐怖中被牽連友人的段落，不僅展現了他生命的韌性，也帶領我們觀看在那個時代，臺灣人如何在威權統治下奮力生存。

－－鄭麗君（文化部長） 　　 　　這是長期被消音的臺灣地方士紳們的故事。－－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一方面娓娓地道來家庭、親情，卻又出入時代、社會，讓人得以立體地理解李應鏜這個台灣西螺地方的新時代名望家，甚至二十世紀前半葉台灣歷史一個非常鮮明的剖面。－－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雖然是以「西螺大橋」為書名，實際上是寫一個臺灣人從日治時代生長、求學、就業的生活經驗，以及戰後歷經二二八、參與政治、建設地方的生動故事。－－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擦亮西螺大橋的勳章！－－鄭邦鎮（國立臺灣文學館前館長）   　　這是一本為人子女用真誠孝心寫出來、見證時代的大河鉅著

。－－魚夫（作家）

俗女養成記景點一日遊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台北女子失戀記事》劇本創作論述

為了解決俗女養成記景點一日遊的問題，作者張慈珉 這樣論述：

《台北女子失戀記事》講述了從新北來到台北工作的女主角怡姍所經歷的失戀情事，和周圍朋友的愛情故事。怡姍為一名網路小說作家，和男友同居在台北市區擁擠的公寓頂加內，兩人交往三年，卻在三週年紀念日當天，被男友提分手，怡姍透過書寫小說，來與自我對話，進而療傷，最終得到體悟而成長。本文共有五個章節，前三章為創作前的前置調查和材料，有創作動機與目的、主題研究、前製調查、典範與理論分析、創作構想與準備，第四章為劇本創作內容，第五章，則是收集了觀眾們在閱讀完劇本後的回饋和學習反思。創作過程中的提案和終版簡報也將收錄於文後附件中，以供參照。

宛如飛翔(全十冊)(限量經典重現套裝版)

為了解決俗女養成記景點一日遊的問題，作者司馬遼太郎 這樣論述：

司馬遼太郎三大長篇代表作之一 更貼近歷史真實，透過文學窮究國家走向的史傳文學鉅作 　　繼幕末的《龍馬行》，司馬以《宛如飛翔》描繪出明治日本破壞與重生的動盪年代，以及當時歐美列強覬覦下的日本、清國與朝鮮局勢。司馬遼太郎收集巨量的資料與調查訪談，以維新三傑中的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為中心，更藉由處於兩個對極集團：西鄉為首的英勇薩摩武士以及太政官政府體系，透過他們的興衰起落，描繪幕末維新至西南戰爭這段動搖新生日本的激昂年代。時值明治維新150年的今日，不論是對日本史、東亞史有興趣或者對國家前途有思索的讀者，都是極具意義的經典長篇。 　　經典新裝版《宛如飛翔》 　　美術設計展現另一種西鄉的虛

像與實像 　　◎書盒主圖〈川尻本陣評定圖〉（永島孟齋畫）出自明治初期時興的錦繪新聞。這種視覺化報導結合浮世繪類型之一的錦繪與圖說，摻雜不少傳說與趣味性，虛實兼具的誇張風格引發大眾好奇心。 　　◎內裝書籍封面一改書盒的豔麗色彩，底圖採用質樸的薩摩藍染織品，也是主人翁西鄉平常穿著的單衣布料。兩相對照，表現世人形塑的與趨向真實的西鄉隆盛。 　　◎新版內文修正舊版中部分日期或地名錯誤之處。故事中登場、在東亞近代史當中舉足輕重的外國駐清駐日使節姓名，在新版中也經過校訂統一，讓讀者更易於親近閱讀。 　　分冊簡介 　　①明治新政府 　　明治維新與同時成立的新政府，內政外交皆面臨嚴重問題並隱含分裂危

機：內有自封建制度及鎖國時代步向近代國家的過渡危機，外有歐美列強的垂涎覬覦。透過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與木戶孝允的主導，日本進行廢藩置縣以及官制、軍制的改革，新政府逐漸成形，可是舊士族的反對聲浪與騷動陰影不斷擴大，連太政官內部對國政也有諸多雜音……。 　　②征韓論 　　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這兩位莫逆之交，都是出身自薩摩的下級藩士家庭，並成為明治維新的中心人物，同樣為擘劃新日本而努力，卻因為理念不同而嚴重對立──西鄉希望透過征韓輸出革命促成結盟，而大久保卻唯恐此舉會使新政府土崩瓦解。大久保和伊藤博文等反征韓派人士四處奔走私下運作，力圖情勢翻盤……。 　　③西鄉下野 　　明治六年十月的廟議，以征

韓論為中心的議論激起火花四射的交鋒。西鄉敗下陣來，決意辭官下野。因為仰慕西鄉跟著遠赴東京的近衛士官與警視廳內的薩摩人，大部分為了追隨西鄉也辭官回鄉。太政官等政府要員所擔心的國家分裂與西鄉擁兵叛變隱憂浮上枱面，成為頭痛的現實難題……。 　　④佐賀之亂 　　繼西鄉下野後，司法卿江藤新平於明治七年突然在佐賀樹起叛亂旗幟。叛亂彌平後，大久保利通對主謀者江藤處以梟首的殘酷刑罰。這種苛刻的處置，不只是為平定此亂後撲滅星點餘火，穩定政局，更是對背地裡培養實力、儼然成形的獨立勢力薩摩的警告。然而，全國各地士族的騷動並未平緩下來，於是大久保採取了轉移目標的計策……。 　　⑤征台紛爭 　　征台形勢高漲的明治七

年，大久保利通不顧外國使節與政府內部反對，無視當初反對征韓論的主張之矛盾，讓西鄉從道率軍出兵台灣，並親自到清國談判交涉。在五十日的停留後，終於和平解決征台紛爭，並獲得五十萬兩賠償。雖然北京行看似順利完成，然而，如何讓西鄉從道所率領的三千征台部隊不擴大戰事，順利撤軍，是大久保下一步的難題……。 　　⑥神風連之亂 　　自台灣撤兵後，政府越發控制不住全國各地士族的反叛熱潮。於是，原本將目標擺在消滅鹿兒島私學校的政府，改以擊潰前原一誠為首的長州士族集團為策略。雖然警視廳的川路派出的密探在萩制住了前原，可是卻擋不住士族在熊本蜂擁而起的態勢。明治九年，肥後的神風連起兵叛變了……。 　　⑦士族蜂起 　　

政府鎮壓熊本、萩等地的士族叛亂後，對鹿兒島的警戒更不敢懈怠。特別是大警視川路利良，加強對鹿兒島私學校的牽制，加派更多密探到當地遊說、離間私學校與士族，更因此爆發這些警探是奉大久保、川路的密令來暗殺西鄉的謠言！私學校黨也採取反制密探的行動，事態一發不可收拾，為日後的西南戰役埋下伏筆……。 　　⑧西南戰爭－宣戰 　　明治十年二月十七日，薩軍自鹿兒島出發，進軍目標熊本城。對西鄉而言，這是他與妻兒的永別之日。迎戰的熊本鎮台軍司令長官谷干城決定採取籠城戰，等待援軍的到來。戰役準備開始前，來勢洶洶的的薩軍將領桐野利秋曾揚言「熊本城用一根青竹就可以輕鬆拿下」，幾乎沒有具體軍略的薩軍，憑藉的只有壓倒性的士氣

與勇氣……。 　　⑨西南戰爭－敗走 　　目標解救熊本城的政府軍，與薩軍在田原坂交鋒，雙方在此地持續了十餘日的激烈攻防戰。薩軍雖然裝備與補給不如政府軍完善，但實力堅強，政府軍懾於薩軍士氣如虹，接連慘敗。然後，在陸續增援的政府軍持續攻擊下，加上失去了篠原國幹等重要將領和諸多士兵，裝備不足的薩軍開始從田原坂撤退……。 　　⑩隨風而逝 　　薩軍轉戰各地，最後回到鹿兒島，剩下三百多人堅守在城山。包圍在四周的七萬名政府軍，於九月二十四日早晨展開總攻擊。追隨西鄉隆盛，桐野利秋、村田新八、別府晉介等薩軍將領紛紛絕命。鎮壓叛亂士族的大久保利通，在隔年遭遇暗殺身亡，激昂的年代終於止息。 各界名家豪情推薦

　　作家　平路 　　日本歷史作家　洪維揚 　　歷史旅行愛好者、《旅飯》網站創辦人　工頭堅 　　日本歷史旅遊達人　熱血威爾＆熱血P 　　實踐大學應日系助理教授　蔡亦竹 　　歷史學者、廣播及電視節目主持人、評論者　胡忠信 　　《薰風》季刊主編　姚銘偉

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為了解決俗女養成記景點一日遊的問題，作者徐聖凱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

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

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

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

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關於休閒

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