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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柩室是什麼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阿布寫的 萬物皆有裂縫 和李金山的 史學宰相：資治通鑑驚天下，千古賢臣司馬光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寶瓶文化 和崧燁文化所出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黃自進所指導 孫浩偉的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2019），提出停柩室是什麼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南京市自治委員會、協力者、南京大屠殺、南京淪陷。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 蔡淵洯所指導 夏士芬的 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 （2019），提出因為有 台灣新聞史、威權統合主義、公共領域、新聞團體、台北市報業公會的重點而找出了 停柩室是什麼的解答。
萬物皆有裂縫
為了解決停柩室是什麼 的問題，作者阿布 這樣論述：
吳明益推薦： 「一個能思考死亡，而不只是對抗死亡的醫師，也有可能接近哲學家與詩人的。」 我們永遠無法親身經歷另一個人的苦痛，只能試著接近。 ［這世界像極了一艘巨大的「瘋人船」，在正常與瘋狂之間，飄蕩。］ 有時我會錯亂， 究竟病房裡面是精神疾患的世界， 還是現實社會反而是妄想與幻覺的樂園？ 精神科病房永遠大門深鎖。似乎在這裡時間有不同的流向。或許鐵門的存在不是防止他們外出擾亂這個世界，而是讓這個粗暴的世界不至於輕易地傷害到他們。 ／ 你有一指幅的自由，但當你抵抗，拘束只會愈來愈緊。面對約束帶最好的方式是全身放鬆。 ／ 用肉
體的傷驅除心裡的痛，好像生活到了最低最底，只剩下自己的痛自己的血，是整個失控的生命裡，唯一能掌握的東西。 精神科醫師似路又似橋，承接著眾多「卡住」的微渺心靈，無法代其受苦，但願盡己所有地貼近。 傾力收小自己，將他人的地獄融成了自己，清晰聽見病徵在泣訴，這是身為醫者對患者的虔誠敬意，也是一名寫作者之於苦痛經驗的溫柔自省。 還是住院醫師時，曾聽學姊說：「精神科的訓練能給你一次機會，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成為主治大夫的自己，如今有變得更好嗎？ 光探入了裂隙，答案就在那裡。 本書特色 ◎吳明益推薦：「萬物都有裂縫，那是光照進來的契機。（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這是加拿大歌手柯恩（Leonard Cohen）的歌詞，當然，對我來說也是詩。阿布以此為標題，寫了從受苦者、醫學知識、醫師不同角度所觀看的精神問題。阿布的文字不再像過去一樣單純地熱情，而多了節制以及博雜的援引。那些援引讓身為讀者的我，有時迷惘，有時若有啟發，有時則純然地沉浸在他的敘事和那些病徵發生的可能原因裡。」（──節錄自推薦序〈作為凡人，聆聽凡人〉） ◎「有時候覺得好像有兩個我，鏡像似的。一個是醫學中心裡的醫師，一個是穴居的寫作者。」──寫詩、也寫散文的作家阿布；在精神科診療病人，並返看自我的醫者
阿布……萬物皆有裂縫，他細細探入，那光照進的地方。 ◎我們永遠無法親身經歷另一個人的苦痛，只能試著接近。 學習將自己的腳縮小、變形，塞進那雙自己不曾穿過、但另一個人必須天天面對的破鞋，學習同理他鞋子裡的小石頭與腳臭。 這裡不是最後一站，多數人只是在此換車，休息，備妥份量足夠的糧食與水，準備轉運往下一個（希望是）更好的地方。而身為一個精神科醫師，遇到因為種種原因卡住而走不下去的人們，或許是能夠提醒自己慢一點，在困頓的時光裡，陪他們走一小段。 或許生活在社會中，我們一直都在某些極端之間游移著：貧與富之間，保守與開放之間，光與暗之間，出生與死亡之間。 在這之間的某處，一定有
我們安放自己生命的位置。 共鳴推薦 吳明益專文推薦：「這是一本新的阿布，也是為下一個新的阿布出現做準備的一本書。我相信讀者一定能在這本書裡，讀到台灣別有面目的醫療寫作。」（──節錄自推薦序〈作為凡人，聆聽凡人〉） 吳妮民（醫師‧作家） 蔡伯鑫（醫師‧作家）
南京市自治委員會與南京秩序的重建（1937.12.13—1938.4.24）
為了解決停柩室是什麼 的問題，作者孫浩偉 這樣論述：
每當敵人佔領了新征服地，往往需要地方人士出面合作，代為管理站領地，這在人類的戰爭史中比比皆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八年抗戰中，曾經有達13個省份淪陷，自然也有許多的地方菁英與日本人合作，成為「協力者」。然而這群抗戰時期的協力者，在華人世界的傳統認知中被視為是背叛民族的「漢奸」，對於了解其歷史中更豐富的面向，遂受到了限制。而本文正是試圖對其於歷史上的身影進行發掘，並鎖定以南京淪陷後日本扶植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進行研究。在名聞遐邇的「南京安全區」對百姓的庇護，已成為眾人津津樂道的一段歷史之同時，民眾要能從區後的鐵絲網走回家，則有賴於自治委員會協力者維持市政，對戰爭進行善後，改善民眾的生活。究竟在
這個南京淪陷歷史中一個短暫，也較少被人探討的時期，戰爭對於南京社會造成什麼影響？而這群鮮少被人提及的自治會協力者，對南京秩序的重整作出多大的努力？正是我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本研究首先由南京的城市特性與南京大量人口於戰時滯京談起，繼之逐步點出戰爭對南京社會帶來的變化，以及市民之心理，最後則關注於南京安全區的失能與南京大屠殺的發生。本文也處理協力者在南京的產生之課題，除了關注日軍於江蘇省的宣撫概況外，筆者也從南京淪陷初期慈善家的遭遇切入探討，指出協力者於亂世中具有的意義，並論及紅卍字會陶錫三會長與日人接洽之過程。而日本扶植自治會成立後，乃採取斷糧的方式力求解散讓南京成為「空城」的安全區，而其中自治會
所扮演圓融解散安全區的角色，亦是本文欲描述的重點。論文後半則聚焦於自治會的行政措施，追問其如何與地方社團通力合作，取代安全區原有的賑濟功能，與其在(一)糧食供應 (二)重建職場與交易市場 (三)受理市民請願等民政上的具體作為，以及南京基礎設施的重建。本論文最後，則關注於自治會晚期已出現因為中日戰爭長期化，而對南京社會造成的根本性變革。
史學宰相：資治通鑑驚天下，千古賢臣司馬光
為了解決停柩室是什麼 的問題，作者李金山 這樣論述：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行為，無不可對人言耳。」 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年才成為宰相； 他，受封最高級諡號「文正」，北宋僅3人獲此殊榮； 他，同時也是與司馬遷並列的大史學家── 他是司馬光。 /// ◆司馬光與王安石 司馬光曾說：「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之日，受而不辭。」意思是說，假如自己及得上王安石的十分之一二，臣在受到任命的當時，就會立即接受。可見，司馬光對當時的王安石是何等推重。 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為後來的政見分歧，司馬光與王安石可能會當一輩子的好朋友。 但也有例外，蘇軾的父親蘇洵，早已對王安石表示懷疑，說： 「以某觀之，
此人異時必亂天下，內翰何為與之遊乎？」 我們無法設想司馬光當時的反應。蘇洵老先生的判斷，是否使他感到震驚？是否會因此想到彼此日後的反目？ ◆曠世巨著《資治通鑑》 如果說英宗還有可稱道的地方，就是《資治通鑑》這部大書的編纂。此前，司馬光在〈進通志表〉中說： 「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為編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 從司馬光的奏章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編這樣一部書的目的，實際上很明確，就是要為帝王編一部教科書。至於編輯方法以及體例，都有相當成熟的設計，又因為工作量太大，申請了兩個助手，皇帝很快答應。我們今天不得不說，
要不是英宗，我們不可能讀到《資治通鑑》。
威權統合主義下的「台北市報業公會」(1949～1958)
為了解決停柩室是什麼 的問題，作者夏士芬 這樣論述：
民主被視為普世價值，從直接民主轉為代議民主，再以審議式民主補菁英式民主的不足，公共領域更顯重要。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社會團體兩種機制而存在，解嚴前，台灣新聞界即存有許多新聞團體，唯其運作並非純然是公共領域或第三部門的概念之下，更多是威權統合主義下的準國家機構。「台北市報業公會」誕生於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進行威權統合的體制之下。國民黨面對挫敗與吃緊的國際情勢，很自然也順理成章地重拾抗戰時期的「國家至上」精神，一切物力、人員都在國家動員的範疇中，憲法賦予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遭到凍結，新聞媒體、新聞團體與新聞教育都在黨國體制統合下成為侍從，國民黨第四組取代政府機關成為新聞領域的主管機關。但
國民黨威權而非極權，加上內部派系的問題，以及報業與報人自清末現代化以來，受到西方國家的影響，就是以自由、獨立為目標，縱使生長的土壤中。這樣的養分並不多，但也某種程度延緩了新聞界被統合的進程。1948至1958年間的「台北市報業公會」一方面扮演準國家機構的角色，協力政府完成許多工作，對外參與國際新聞性團體與活動，共同反共抗俄，對內積極報導國家總總建設與成果，同時，也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此一時期的報業公會仍有空間扮演公共領域的角色，除了基本的同業服務，為了爭取新聞用紙的價格平穩、供貨正常與品質提升，為了爭取新聞事業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報業公會集合黨公民營報業共同向政府請願，更為了阻擋《出版
法》的不當修正，站在政府的對立面、據理力爭，但政府的強硬態度，完全無視新聞界的請願與呼籲，《出版法》如政府所願納入「撤銷登記」的罰則，此一過程中，報業公會內黨公營報刊與民營報業決裂，民營報業間也離心離德。請願抗爭失敗，在後續的戒嚴歲月中，報業公會未曾再提出任何請願，只能扮演宣傳或侍從角色，「無黨無派獨立經營」成了報業與政府所能維持最遠的距離。時隔一個甲子，回憶起威權時代的公共領域只能享有有限的民主，反觀解禁後脫離政治權力掌控的媒體又淪為財團的附庸，多元發展的新聞團體也反映民主的有限。民主的有限意味著政府、財團與人民任何一方的權力都受有限制，亦或維持動態平衡，這正是民主平權社會的重要象徵，但筆者
依然期待廣大人民的力量能透過公共領域進行更平等、多元與理性的對話與集結，以便和政府及財團兩大勢力，達到相互制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