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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1900-1960)

為了解決內地 報紙的問題，作者胡其瑞 這樣論述：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西南苗族皈信基督教的專書，論述中國西南苗族在時局的影響下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由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千禧年的永恆盼望。而這樣的企求又可視為是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所以本書也將這段歷史置於「現代性」（modernity）探討之中。這個身份尋覓的過程，就算到了當代依然可見，在今日中國西南苗族的社群中，基督教依然發揮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力。正如曾在中國西南傳教多年的英國傳教士王樹德所言，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傳播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故事，就像一塊石頭丟入了湖心，激起了層層的漣漪，至今仍然餘波蕩

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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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區新吉聚落的地緣關係與發展

為了解決內地 報紙的問題，作者王秀卿 這樣論述：

臺南安定區「新吉聚落」位於安定區的西南端，也是安定區的極西界。西北方以曾文溪和西港區相隔，西邊與西港鄉的溪埔寮為界，北邊以國道八號與安定海寮里相隔，南邊與西南邊和安南區相鄰。聚落內地形平坦，屬於嘉南平原的一部份，境內無任何丘陵或湖泊，海拔約３－５公尺。除了居民居住聚落外，農田和工廠，為本區域另一重要特色。農田灌溉以河流和水圳為主。安定新吉聚落原居地為現址西方約三公里處之蘆竹崙。鄭成功領臺時蘆竹崙是臺江內海河埔沖積地。光緒13年(1887年)大雨，曾文溪暴漲改道，導致庄毀，庄民遷至蘆竹崙東方小高地，結居於此，由聚落公廟「保安宮」主祀神「文王」賜名新結、又名新庄，即今日的新吉。安定新吉聚落一百多

年來，人民生活樸實而勤儉。聚落內無重大建設，亦無觀光景點，受自然環境的變化，聚落的經濟活動於不同時期有不同發展。 清領時期，蘆竹崙為臺江內海浮升與灣裡溪氾濫沉積後形成的浮覆地，因土壤肥沃漢人的入墾達到高峰，主要姓氏為方姓，來自麻豆方厝寮，奠定了聚落開發的基礎。 日治時期，糖業政策下的土地拓殖，灣裡製糖所的興建，亦使本區成為重要的甘蔗原料區。嘉南大圳的建造，在水源灌溉上的穩定，三年輪作的方式，使得本區的稻作、甘蔗、蕃薯等作物產量大增，為本區的農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戰後初期，在政府農業政策的調整之下，農家逐漸擁有自己的耕地，擺脫了佃農的角色。配合稻作轉作國產雜糧政策，農家生活開始獲

得改善。民國70年代後，安定工業區與中崙工業區的設置，外來人口的遷居，使得本鄉開始有販厝的興建。民國80年代，安定交流道、國道八與南部科學園區、新吉工業區的設置，再次吸引南科的科技新貴前來定居。工業區的設立、居民增加、販厝的興建、耕地面積的減少，加上農業政策的改變，使得新吉聚落的產業走向「小角而多元化」的現象。 從清領時期、日治時期直到戰後階段，新吉聚落在民居生活、產業經濟、地方信仰、聚落空間等方面，都在逐步的調整，那是一種來自生活的適應力，也是為了生活所必需調整的妥協。

香港文學大系 1950-1969 散文卷一

為了解決內地 報紙的問題，作者樊善標 這樣論述：

　　本卷選錄一九五○至一九五九年間的散文，採自香港出版的報紙副刊、期刊，以及單行本，共收入六十位作者，一百二十一篇散文。從知識分子、職業作家，以至文壇新銳，皆有所取。家國情懷、離散心事、政治理念、文藝追求、市民感受、青春姿態，雜然紛呈。藉以展示國共內戰結束、國際冷戰啟動、內地與香港出現區隔、本地社會逐漸從戰亂中恢復等新形勢後的香港散文風貌。導言結合作品及時空背景、作者行事，從「人生轉折」、「壁壘穿行」、「售稿生涯」、「流轉與培育」、「那復計東西？」五方面，細察：作者的紛歧感受、思考、主張，甚至幻覺、錯覺，以及在當時環境下有意無意的藝術創造；在人口驟增、人才薈萃的時機裏，社會如何消化新的資源

，這些人又怎樣努力生存而改變了社會和文學。   　　【核心賣點】 　　(1) 本書作為資料工具書，全面整理、保存了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文學的第一手資料，補足現時香港文學資料的不足、缺漏，為今後的香港文學研究奠下重要的基礎。   　　(2) 本書編選原則、方法和體例嚴謹，除參考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體例外，並盡量結合香港獨有的文學特色，兼具廣闊的包容性，亦與目前各地出版的各種文學大系的體例及規模相符，適合圖書館、各相關文學團體及研究機構典藏。   　　(3) 本書編輯委員會、顧問團均為香港知名學者及作家，極具代表性。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與文化中的進化觀念──以《台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

為了解決內地 報紙的問題，作者黃千珊 這樣論述：

達爾文將進化觀念發展成生物學理論。1859 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甫一上市，立刻引起眾人熱烈的討論。達爾文的觀點因迥異於神學而遭受攻擊，結果不僅未曾動搖，許多人更將進化論奉為真理而坦然接受。除了自然科學領域，進化論也在社會與其他領域裡流行開來。進化論從歐美逐漸向全球蔓延，也伴隨著日本的殖民擴張被移植到台灣。政府機關或民間組織在當時利用各種管道使民眾得已接觸與認識進化論。正如《台灣日日新報》一樣，這些管道有助於進化論的普及與傳播，並對台灣社會造成了實質上的影響。與此同時，進化觀念也因進化論而得到了鞏固。進化論的核心概念──生存競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物競天擇──也成為「進化」一詞的延伸語詞

。「進化」一詞不僅融入台灣人的日常話語，它在各種著述中也被一再提起。 進化觀念不僅在進化論的發源地與流行地的歐美是至關重要的，它在亞洲地區的中國、日本也都位居支配地位。誇大其辭的說，中日兩國近代化發展與其對進化觀念的理解與融入程度成正比。台灣向來與中國、日本關係密切，就難以杜絕類似情況的發生。也就有理由懷疑，進化觀念可能影響台灣人的思考模式，也可能形塑了台灣人的價值取向。因循這樣的思路，本文以《台灣日日新報》為觀察核心，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與文化中的進化觀念，意在揭示台灣人對進化觀念的吸收與本土化結果。文中敘述達爾文的進化論在台灣主要的傳播途徑；並分析「進化」一詞在《台灣日日新報》的使用情形與

意義變化。其次，探討台灣知識分子對進化觀念所採取的因應態度。分別從「文明」與「社會」的角度，探討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對進化觀念進行吸收與轉化，以及觀察他們能否將進化觀念與社會實踐作一連結。最後，藉由李春生的個案，窺探反進化論者的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