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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城市治理轉型邏輯：制度變遷的觀點

為了解決全國數位 新 莊的問題，作者黃璞 這樣論述：

自1949年以來，從制度變遷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視角看，中國大陸城市治理經歷了單位制、街居制、社區制，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那麼，根據中國大陸社會整體發展階段，城市治理變遷的歷史脈絡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至1977年，國家控制一切，鞏固新生政權導向下的「單位化」城市治理；第二階段，1978至1991年，轉向管理，促進經濟增長導向下的後「單位制」城市治理；第三階段，1992至2019年，城市治理的拓展和新探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導向下的城市治理。Waldo曾於1955年指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公共行政涉及每一個人」，可以說城市治理離不開公共行政，本文選取了傳統公共行政、公共管理與

治理理論，對應大陸城市治理三個階段，探討大陸城市治理變遷的趨勢。同時，每一特定時段的城市治理都受到當時歷史環境的深刻影響，特別是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環境對城市治理的作用尤為突出。面對這些影響，政府不斷地調整自身角色，進行改革，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城市治理制度安排，這些可以從治理機制、治理內容和治理組織三個方面體現出來，因而它們構成了考察中國大陸城市治理的三個維度。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以治理環境——制度安排——治理組織為框架，分析大陸城市治理變遷，可以發現，在治理環境——制度安排的關係層面，中國大陸治理變遷經歷了由外部環境推動為主向內在驅動為主轉化的過程，與動態環境相平衡的常態化治理是未來城

市治理的必然選擇；在制度安排——治理組織的關係層面，大陸城市治理變遷的核心是治理權力的配置問題，即國家不斷放權，通過優化權力網路推進城市治理良性發展。對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城市管理體制是建立在國家一元化結構基礎之上的。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大陸社會結構逐步分化，但是分化並不等於對立。相反，「國家—社會」之間的交往與合作日益頻繁、密切，這深刻影響中國大陸城市治理的演變和發展。因此，結合以「國家—社會」關係變遷進行分析，為本研究分析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城市治理演變提供另一條分析路線。中國大陸城市治理發展三階段的關鍵字是控制、轉型和治理，構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治理道

路和發展圖景。此時，國家現代化的再次啟動，對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工業化、城鎮化、資訊化和市場化交織共振的過程中，中國大陸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中國大陸城市完成了由單位制、街居制向社區制的整體轉型。大陸城市治理變遷的本質始終圍繞現代國家建構和現代社會成長的雙重維度展開。因此，中國大陸城市治理的發展歷程被置於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之下，其地位、功能、重心和路徑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展開而不斷改變。大陸城市治理內涵的變化，集中呈現於國家治理與社會成長及其相互關係的不同階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