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結憲法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逆轉的文明史：羅斯大地──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俄羅斯演化史

為了解決凍結憲法的問題，作者劉仲敬 這樣論述：

俄羅斯的整部歷史， 都是孤兒俄羅斯為歐洲人充當人肉盾牌、 卻被歐洲人視為亞洲蠻夷的一部辛酸史？ 俄羅斯「壞就壞在地理上」？ 地理這個「殘酷無情的後母」， 是拖住俄羅斯邁向歐洲之腿的元兇， 還是促成它成為歐亞帝國的功臣？ 一個在後面苦追的次生文明， 想「成為歐洲」而不能，想逃離「亞洲」而不得！ 「靈魂分裂」的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爭中再次凸顯出其文明困境！ 　　一個延伸到遠東的綿延不絕的開放邊疆，既是俄羅斯成為歐亞帝國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無法融入歐洲的關鍵。巨大的邊疆、蒙古人的征服、來自拜占庭帝國的法統，使羅斯大地這塊「次生文明」，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掙扎在自由和專制之間、被不斷形成的新的

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矛盾和衝突所撕裂。 　　而二○二二年二月發生、至今仍舊進行中的烏克蘭戰爭，既是專制和自由、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也是深層和古老的文明史力量的推動。要解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這三個羅斯國家的複雜歷史，以及它們和立陶宛、波蘭等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的文明分野，就要先回到「羅斯」這個地理概念的形成及其憲制演化的歷史。 　　■俄羅斯一開始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而莫斯科的誕生改寫了一切！ 　　在由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為主構成的「羅斯大地」上，古典羅斯的核心是烏克蘭，即從波羅的海沿著第聶伯河往南抵達黑海這條水上商業路線。今天的烏克蘭首都基輔是最古老的羅斯城邦，它的誕生是瑞典王公保護這

條商業路線的結果，可以說烏克蘭自古便攜帶歐洲文明的基因。 　　然而莫斯科這個邊陲小邦的誕生，打破了基輔羅斯和歐洲的聯繫！在地理上，這歸因於處在東北方向的莫斯科擁有向亞洲開放邊疆拓殖的誘惑。結果，西北方向通往波羅的海的歐洲，東北方向通往亞洲大陸的邊疆，就形成了羅斯世界政治結構中的兩種極端類型：一種是基輔和諾夫哥羅德型，由上層貴族和商人集團控制的市民議會掌握最高權力，一種是莫斯科型，由拓殖草原森林的軍役貴族所依附的大公掌握專制權力。 　　「諾夫哥羅德人是半個歐洲人，半個德國人，半個立陶宛人，是羅斯世界通向歐洲的紐帶；而莫斯科人是半個韃靼人，半個芬蘭人，半個穆斯林，是羅斯世界通向歐亞大草原和東方

各國的紐帶。」這兩種極端類型構成了羅斯世界的永恆母題，使它成為搖擺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靈魂分裂的國家。 　　■來自蒙古和拜占庭的「亞洲元素」，既是俄羅斯強大的根本，也是它最大的詛咒？ 　　有兩股來自亞洲的勢力深刻影響了羅斯世界之後的演變。一股來自蒙古，一股來自拜占庭帝國（東羅馬）。蒙古的征服瓦解了以基輔為主的舊羅斯世界，而莫斯科以成為蒙古代理人、又背叛蒙古的不光彩形象而崛起，成為羅斯世界的暴發戶。 　　這也意味著羅斯世界被分成兩半：依附於蒙古的、以莫斯科為核心的亞洲一半，以及依附於立陶宛的、以其他商業城邦自治形式為核心的歐洲一半（相當於今天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半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的絕大部

分）。 　　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流亡的東羅馬公主，讓莫斯科得以在政治上繼承東羅馬帝國的法統，以所謂的「第三羅馬」自居。如果它沒有繼承東羅馬的法統，那麼莫斯科公國的地位還不如立陶宛大公國，更永遠比不上跟法國和德國，然而新引入的拜占庭上層結構則使得莫斯科更加自外於歐洲。俄羅斯最大的痛苦就是永遠無法成為歐洲！ 　　■上半身是歐洲人，下半身是斯拉夫人？ 　　西歐派（上層）VS 斯拉夫派（下層）的糾葛與對立 　　作為妥協而誕生的羅曼諾夫王朝，是經過混亂、分裂後的俄羅斯重新出發、全面追求歐洲化的新時代。俄羅斯跳過波蘭，直接從西歐輸入技術和思想。從彼得大帝到凱薩琳大帝，俄羅斯上層貴族和知識分子越來越

像歐洲人；拿破崙戰爭以後，俄羅斯的國家威望和利益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峰。 　　然而西歐化同時強化了沙皇的專制，聖彼得堡的歐化建立在針對俄羅斯廣袤內地的殖民之上。農奴制度的出現，意味著下層的東正教社會與上層的歐化階級再度分裂。 　　「十九世紀的俄國自由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人認的祖先是基輔羅斯，他們要把俄羅斯人變成歐洲人。沙皇本人，至少莫斯科的沙皇，認的是拜占庭，他們要做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後的第三羅馬。而歐亞主義者認的是蒙古帝國。俄羅斯的大一統性並不來自於歐洲，甚至並不來自於拜占庭，而是來自於蒙古帝國。」 　　這些辯論幽靈般纏住了俄羅斯人的思考。「我到底是俄羅斯人還是歐洲人，還是兩者都是」，「俄

羅斯是既非歐洲、又非亞洲的一個單獨的世界」。這些深層疑問，通過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通過自由派和三位一體專制主義者的衝突，通過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衝突，深刻地撕裂了俄羅斯社會。 　　■烏克蘭的民族發明被蘇聯凍結在一九一八年，戰爭之火能夠解凍嗎？ 　　俄羅斯帝國晚期推行的地方自治實驗和陪審制，在憲制意義上是繼續「成為歐洲」。在為歐洲式的立憲君主制做準備的同時，也必然產生了一系列民族發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喬治亞、烏克蘭、白羅斯等。 　　但是，一戰的出現和布爾什維克的成功逆襲，以及列寧式的極權國家出現，把這些正在展開的歐洲式民族國家發明狀態一刀斬斷。蘇聯像一個巨大的冰箱一樣，把俄羅斯

帝國內的各民族凍結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九○年代蘇聯解體後，這些被凍結的民族重新回到一九一八年之前，分別產生自己的民族國家，如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等。這是普丁政權不願承認、卻沒有辦法抗拒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戰爭是三十年前蘇聯解體的巨輪、碾過羅斯大地後尚未消失的歷史塵埃。而從整個羅斯世界的文明和憲制演變來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一次證明莫斯科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的歷史困境。 　　本書是劉仲敬關於「文明和憲制」的系列講稿之一，作者的切入角度非常獨到，避開了一般常見的傳統政治史的寫法，比如熱衷於描寫王朝的興衰、沙皇等宮廷上層政治人物的故事，而是逆轉讀者對文明的認知，

從地理、社會組織結構、憲制演化的角度解讀「羅斯大地」的歷史和政治演變。 　　從文明和憲制的角度看俄羅斯，它是一種次生文明，其歷史演化無法擺脫被地理牽制的宿命，而不得不變成靈魂分裂的國家。而莫斯科偏好用專制的形式，來解決其上下層階級和東西方文化的結構性矛盾，否則就會造成地理的分裂！這種模式，似乎變成了俄羅斯的宿命，成為歐洲而不能，逃離亞洲而不得，在進退維谷中維持一個橫跨歐亞的專制帝國的運作，這就是俄羅斯帝國在人類文明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凍結憲法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戰後中華民國威權統治時期總統就職儀式(1947-1987)

為了解決凍結憲法的問題，作者鄭啟瑞 這樣論述：

　　國家儀式所承載的象徵意義，透過具有特殊意涵的人事時地物，傳達以國家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建構國族想像與國民記憶之所繫。然而這樣極具當代意義的想像從何而來？本研究希望透過分析戰後中華民國威權統治時期總統就職儀式的發展與變遷，了解戰後中華民國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所欲形塑的國族想像與政治文化。本研究將總統就職儀式此一課題歷史化，並結合國內外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等先行研究，就儀式中豐富的象徵意義、儀節的移植或承繼與執政者的心態進行考察。透過上述的歷史考察，理解執政者如何透過儀式操演建構統治正當性與塑造國族認同。　　戰後中華民國的總統就職儀式承繼民國初年的政治儀式與文化，在中國國民黨主政下融

入黨國史觀與政治象徵。二戰後國民黨試圖以建立民主憲政為號召以強化其統治正當性。然而由於國共內戰失利、中央黨政軍遷臺，國民黨轉而強調其作為中國之正統、以反共復國為宣傳，透過改造黨政軍與凍結憲法，建立以蔣中正個人為中心的強人威權體制。蔣中正為維持民主的自由中國之想像，遷臺後仍定期舉行總統選舉與就職大典。蔣中正死後由長子蔣經國承繼權力地位，蔣經國面對國內外形勢對威權統治之正當性的挑戰，一方面延續遷臺以來的黨國民族主義論述，另一方面則以推動臺灣經濟發展、拔擢臺籍人士和與勤政親民的個人形象補足其作為總統之正當性論述。

中國大掠奪

為了解決凍結憲法的問題，作者董尼德 這樣論述：

　　19世紀，歐洲殖民全世界。 　　20世紀，美國領先全球。 　　21世紀，中國是否成為最大的掠奪者？   　　中國正在展開人類史上最大的掠奪戰。   　　2020年，儘管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嚴重影響下，中國仍是經濟增長表現最亮眼的大型經濟體。隨著拜登入主白宮，西方世界再次團結盟國，準備抵抗中國，但徒勞無功，中國即將成為領先世界的經濟強國。然而其獨特的發展模式，無論是在人權議題、民主政治、全球環境、科技發展與各種層面，都對當今與下一代的全球人類構成了重大影響。   　　現在的中國，不僅在經濟層面影響全球，更在環境、科技與資源方面，成為更全面的掠奪者。   　　本書作者董尼德，為法新社資深媒體

人，長期關注中國、亞洲與國際時事。在《中美爭鋒》一書，剖析拜登時代與疫情時代下，中國與美國的角力將如何左右世界。而本書則細剖中國當局對人權的迫害，對民主的監控，也更進一步探討對全球影響更深遠的環境議題，當中國致力發展高科技時，不僅止於經濟擴張，而是攸關全體人類生存的資源競爭。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地展開史上最大的掠奪戰。

尋找新共和： 「中華民國第二共和」之論述及探索

為了解決凍結憲法的問題，作者林家興 這樣論述：

十九世紀末期以後，西方共和主義與民主制度的思想逐漸傳入中國，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中國從此正式進入共和時代，也被稱為「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然而自從1949年兩岸分治、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以來，原本統治全中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狀態及其憲政體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遷，加上台灣內部的「本土化」政治思潮及爭取民主的「黨外」運動興起，中華民國在對內的憲政層次與對外的國際法層次上都創造了一個極其獨特的國家／政治實體的例子，此例的性質不僅是法律的，而且更具政治性。在1980年代末期一連串的政治工程開啟了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以及

「民主化」。1990年代的多次修憲並制定〈憲法增修條文〉，將原本涵蓋全中國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其憲政體制逐漸調整為適合一個以台澎金馬為主體的政權。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則以「脫內戰化」及「中華民國台灣化」來概括這些政治工程，並在修憲完成後，台灣政權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與中國大陸的民意已經無關，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已經進入「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然而，使用「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論述相當多，使用方式與背景脈絡也各有不同。本文通過回顧各方對於「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概念與論述的來源，著重分析與歸納「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概念與用途。它還試圖釐清世界各國的「共和分期」方式與進程，並分析一系列歷史事件與憲政理論之

間的相互作用如何影響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與「政治共同體」發展。本文認為，不僅「中華民國第一共和」的法統至今仍然存在，〈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草案〉也已經錯過了它最好的政治時機，從而無法再次創造我國憲政體制的「憲法時刻」。然而，「中華民國第二共和」的概念與政策框架仍然對高度分歧的台灣社會與朝野政黨有參考價值，「尋找新共和」可能會是使中華民國與台灣重新凝聚和解，也使海峽兩岸找到合一政治秩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