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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與漢代文化摶成研究—儒學、吏事與方術的揉合與實踐

為了解決受益權口訣的問題，作者白品鍵 這樣論述：

先秦兩漢的「士」可以從理想面與實際面分為兩種。就理想面來說，士當志於道，並以弘道為己任。這種理想中的士，在先秦時代以受儒家思想薰陶之儒士為主，他們不但有各種古典知識技能，且積極入世，以仁為己任。然而撇開理想性不談，士並不全以儒家思想為依歸，東周以降，士不但有諸子百家，甚至包含了雞鳴狗盜之徒。這些人與其他庸庸碌碌的庶民百姓不同，或者成一家之言，或者擁一技之長，形成所謂的「知識階層」。學術的創新與融合乃戰國時代的文化特色，在游士的議論下，各家學術逐漸破除界線，為漢代文化提供了堅實的養分。在游士漸趨消失的漢代，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生吸納諸子百家思想，形成了能被大一統王朝所接受的漢代儒學，並透過漢武帝

的獨尊政策強力擴張，儒生也因此成了「士」最顯眼的部分，掩蓋了其他擁有特殊技能的知識份子。秦以法為治，漢承秦制，也就繼承了以律令治天下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儒生之外，另有明白律令、專精各種行政庶務的文吏。這群人或許沒有「志於道」的高尚情操，但卻是真正以實踐為學術的士人，同時也是漢代文化的中堅份子。儒生、文吏之外，又有方士，戰國游士中的燕齊方士由於秦皇、漢武之好求神仙，曾經炫耀一時，此後在歷史上似乎顯得無足輕重，然而方術信仰乃當時人們心靈之必須，生活之常備，方士看似隱為歷史之伏流，實則無所不在。擁有學術或技能的士，則肩負著傳承己身知識的文化責任。儒學、吏事、方術三者堪稱漢代文化的主幹，透過種種傳播管道

，幾乎對漢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產生影響。這三種文化雖然各有其獨立性，但在漢代則互相影響，其關鍵在於漢代的士時常同時兼有儒生、文吏與方士三種身份。由於士兼有不同的學識技能，再加上其所掌握的文化傳播能力，各種不同文化於是以士為中心，在不同階層密切而活潑的交流著，摶成一種具有恢弘氣度，重視實踐的漢代文化。歷史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漢代由分而合，最後又由合而分，其中有不少關鍵事件的發生，更不能忽略許多累積的過程。在士人的努力之下，文化逐漸由分散而趨向融合，雖然東漢時代開始出現各種大一統的異音，但整體而言都不能掩蓋那富有生氣，積極入世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