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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鏡下的青春共感：赴臺陸生的台灣電影體驗

為了解決吳思穎周杰倫的問題，作者王思穎 這樣論述：

台灣青春電影從2012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進入中國市場開出好成績後，到2015年《我的少女時代》達到最高峰，達到3.6億人民幣，台灣製作的青春電影在中國市場上已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影響票房的因素諸多，本研究嘗試站在文化層面，以威廉斯的感覺結構理論為視角，探討屬於台灣記憶的青春電影如何跨越地域實際作用在中國觀眾身上，中國觀眾如何從中獲得「共感」？以及獲得什麼樣的青春想像？並嘗試描繪威廉斯感覺結構理論跨地作用的可能性。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最初是描述某一特定時代人們對現實生活的普遍感受，這種感受飽含人們共

享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並且認為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能夠透過文學、電影等藝術形式記載，因此威廉斯相當注重文本分析。而後將感覺結構作為文化分析，以文化生活主體之「生活經驗」，在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背景，透過文本和日常生活實踐的不斷互動展現出來。因此本研究以赴臺陸生為對象，以訪談法了解他們觀賞台灣青春電影的體驗，對文本的詮釋，藉以分析及回答研究問題。研究結果發現，首先受訪者們慣於將自己的生活經驗置於文本脈絡，認同文本對青春的再現，進一步美化青春。其次受訪者們往往能因電影中的情感渲染，跨越兩岸文化上的藩籬而產生共感，文化元素在電影中成了奇觀的堆砌，或是簡單的歷史教材供受訪者補充知識，文化相異並不阻

礙文本的接收，電影角色的情感表現與寓意式的哲理是受訪者能產生共鳴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共感的產生除了受訪者生活經驗的投射外，更多是受訪者的想像，他們從文本中想像理想的青春，並投入其中像是經歷渴望的生活，因而產生共鳴，這樣跨地共感的產生像是一種想像經驗的交流。這種交流經驗同樣能夠理解受訪者的生存條件與社會脈絡，例如他們想像的理想生活源於他們實際生活的精神匱乏，因此研究者認為感覺結構的核心概念仍然能夠跨越地域運用，但是必須在分析層面更加敞開，不侷限在實質的生活經驗上。

跨地華語電影明星：香港電影產業與三地導演形塑的舒淇

為了解決吳思穎周杰倫的問題，作者廖之綺 這樣論述：

　　因台灣有限的電影市場，台灣的電影明星多朝香港、新馬東南亞等地發展，試圖擴展觀眾群，而與中國的合作也在八○年代末期兩地緊張關係逐漸冰釋後展開接觸，台灣電影明星的跨國移動在過去一直有歷史經驗可循。當九○年代華語電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一詞的出現，代表台灣、香港、中國兩岸三地各自發展電影產業大量地相互合作，明星跨地域、國家的移動便更為頻繁，甚至成為建立明星地位的必要規劃考量。本研究以具台灣華語電影跨國經驗的電影明星舒淇為個案，探討她在九○年代中期前往香港出道深耕發展，以及她在兩千年中國電影產業崛起後與之合作的跨國明星移動做脈絡化的耙梳，並解釋舒淇受到兩岸三地的電影

產業與導演所形塑建立的明星形象與明星地位。　　本研究結果發現，舒淇是華語電影中跨國明星產製的產物，透過香港完善的明星制度打造形塑，再藉由香港影片強佔台灣市場的優勢建立她在港台的知名度，在千禧年後開始藉著香港與中國的合作進軍中國市場，成為現今台灣電影新星的示範標竿。受到香港電影產業與兩岸三地導演的塑造，舒淇的明星形象也流動於三級女星、性感妖艷的妖姬、清新的鄰家女孩和女戰士等特務的銀幕角色，同時產生打破男性父權的現代獨立女性角色的性別階級變化。而舒淇在與三地導演的合作下，除了透過懷舊歷史的脈絡情境與角色形象與在地連結打入市場，也藉由強調消費社會中流動的都市人物特質，展現舒淇跨國明星流動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