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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媒介與台灣的民主化：民間全民電視台個案研究

為了解決唐吉軻德高雄徵才的問題，作者陳彥龍 這樣論述：

在民主社會中，新聞媒介往往被稱為是繼行政、立法、司法三大社會權力機構之外的第四部門，而大眾傳播媒介中的電視，也往往被視為是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媒介。1945年以來，台灣主要的廣電媒介都被國民黨威權體制以所有權掌控的方式實際操控，電視媒介也因此成為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工具。在反對黨與社會輿論要求廣電解禁的巨大聲浪下，行政院新聞局於1994年開放全國第四家無線電視台的申請，台灣也於1997年6月正式開播了第一家純民營的無線電視台：民間全民電視台。民視成為台灣的第四家無線電視台，具有多項歷史意義，也帶來許多爭議。本文採兩條研究主線，第一條主線以政黨競爭的角度來描述台灣電視媒介發展與台灣民主轉型的歷史重合情

境分析；第二條主線則透過上述情境關係的分析，對民視電視台進行個案研究，以進一步評鑑民視進行社會複製功能時，所投射出的文本意義與媒介製產文化。本文的研究方法先採用歷史研究法來建構出一套可供分析的台灣電視媒介發展的歷史脈絡。其次，本文針對研究個案部分也採取研究方法中的質化研究法，其中包括實地觀察法，及藉由研究個案電視台主管的深度訪談，來獲得研究個案內部第一手資料及敏感性問題的精確回答。本文指出，民視並非民進黨的黨營事業，民視的股權也來自分散的大眾，不過民視的所有權結構，卻有兩個在野陣營資源整合的背景，由兩家投資公司推派出的民視董監事會成員，也不免具有政黨公職或民意代表身分，這也是民視具民進黨色彩的

原因。本研究發現，民視開播後的主要策略，是和「國民黨的三台」比，這包括了兩個簡化的比較項，一個是新聞的比較，一個則是收視率表現，原因則有著政治性的意識型態考量，以及基於無線電視廣告時段高價位的競爭優勢。事實上民視所有權者的政治理念，與民視專業經理人所採的市場區隔策略，最後是殊途同歸的，具體化的表現就是和三台有所區隔的「節目本土化」製產走向。本研究肯定民視開播後的作為，在和國民黨壟斷的三台比較下，是有所突破與正面貢獻的，因為民視打破了台灣無線電視發展史中的單一意識型態壟斷現象、新聞偏袒國民黨現象，民視也致力於呈現台灣民主社會的多元價值觀點。不過本研究卻也發現民視的所有權者為節目製產訂定了意識型態

原則，民視肩負新聞公平形象的責任，也被定位在四台都不公平下的「權力平衡」思考，加上民視為了求生存，的確有若干商業電視無可避免的重視營收現象，在這種政治勢力侵入媒體製產、商業利機侵蝕公共利益的可能性下，電視媒介終究只是傳遞特定政治意識與維護所有權階級利益的工具而已，其「社會公器」的角色也無從發揮。最後，我們在台灣民主化有了實質的成果後，再來重新思考民視未來可以扮演的民主存續角色，並評估電視媒介能否具有鞏固台灣民主成果的正面影響力。本研究發現在政黨輪替前，眾人原本期許民視成為一個真正「在野的電視台」，最後民視卻被醜化為「在野黨的電視台」；政黨輪替後，民視又被矮化為執政黨的「御用電視台」，顯見台灣政

權和平轉移後的關鍵時機，正是民視以客觀中立的專業作為化解外界誤解的最佳契機。基於這個論點，本文主張新聞媒介監督政府的基本立場，不能因為政黨的輪替而有所改變，政黨或政治人物亦不應以媒體為競爭宣傳或統治之工具，目的就是要讓媒體成為人人能平等接近的、公共概念下的政治參與空間，以期電視媒介成為鞏固台灣民主轉型成果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