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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出夏門行

為了解決嘉義梅山兩天一夜的問題，作者秀實 這樣論述：

　　二零一五年開始，作者的行踪漸集中於南台灣，以嘉義市和高雄市為主，遂陸續寫下了本書中的詩篇。 　　詩集中的作品，均以南台灣的嘉義與高雄「雙城」為書寫客體，成就了一本完完全全的「地誌詩集」。 　　本書分兩部分：「嘉義三十三首」和「高雄十二首」，凡詩四十五首，每首詩下都附有創作的時間和地點，把如流的歲月重新串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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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月眉潭光天宮敵天大帝信仰與聚落之研究

為了解決嘉義梅山兩天一夜的問題，作者林宏松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月眉潭光天宮敵天大帝信仰與聚落之研究作為主題，探討敵天大帝的信仰脈絡與月眉潭聚落的發展建構連結。研究目的有四：敵天大帝在民間信仰的發展、敵天大帝信仰與林氏宗族的關聯、月眉潭聚落的人文發展、光天宮信仰習俗與月眉潭群眾的同庄意識。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訪談研究和田野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範圍以光天宮為中心，擴及閩臺地區主祀敵天大帝的廟宇。訪談對象為地方耆老與主祀廟宇主事人員等。透過質性研究的方法，所獲得研究結論如下：一、敵天大帝的信仰歷程以「後周世宗柴榮」作為聖賢型人物神格化的崇拜對象　　敵天大帝為閩南民間信仰的鄉土神祇，揉合中國正史與鄉土傳說典故，以對聖賢型人物的崇拜，賦予後

周世宗柴榮作為神格化的對象。歷史上兩岸政治長期分合局勢的因素影響，造成訊息流通與傳遞斷層失聯，對神祇的賦予者在閩、臺地區各自發展成有「林放」的異地共生之說。二、敵天大帝的信仰始自於「后裕林氏宗族」的守護神祇，具有血緣、地緣、香火緣的淵源脈絡連結　　敵天大帝的信仰隨著后裕林氏宗族「聚族而居」的血緣聚落遷居而發展傳播，其祭祀範圍原為中國福建省漳州市平和縣南勝鎮雲后村，立有祠廟奉祀結合成為傳統的鄉社境里神明。后裕林氏宗族認為奉祀敵天大帝的淵源始於其林氏祖上，所以有宗族血緣與地緣的連結，透過堅定對敵天大帝的信仰，使得后裕林氏宗族在地方區域的發展，凝聚對宗族的向心。三、同族共聚的月眉潭聚落以林氏宗族移墾

為大宗　　清初時期后裕林氏宗族衍派的部分後裔，奉請家族守護神敵天大帝自大陸渡海來臺移墾月眉潭地區。後續結合其他在原鄉同籍貫與同姓氏的移民作為同宗依附，擴大成為地緣聚落的鄰里模式，月眉潭聚落成為漳州籍林氏的主姓村。隨著月眉潭聚落社會的建立，敵天大帝的信仰由祖籍神明演變形成內地化，並建立有光天宮祠廟作為奉祀，成為聚落的信仰中心與公共事務的集議場所。四、光天宮的信仰習俗深化月眉潭聚落群眾的同庄意識　　光天宮主祀敵天大帝的信仰歷程，作為連結月眉潭聚落發展的共構脈絡紋理。由光天宮依照歲時節令所辦理的祭祀習俗與慶典，是月眉潭聚落人士「同庄意識」的展現指標。在典型傳統農村社會的生活型態透過村廟活動，形成在家

戶、鄰里與信仰之間，建構多層次綿密的互動，延伸展開在人際網絡的複式結合，強化正向認同所居處的地方社會。

盲從如粥

為了解決嘉義梅山兩天一夜的問題，作者葉雨南 這樣論述：

　　若要停止盲從、若要認識思考—葉雨南的第八本全新詩集 　　絕對是2021年末文學與思考類書籍的救星   　　「什麼是想像？比什麼是知識還來得重要」 　　葉雨南的詩塑造世界元素之外的堅韌 　　像一棵種在末日背脊的樹支撐每一刻的風雨 　　讀一句他的詩獲得一霎那的勇氣 　　讀一首他的詩感觸一盡頭的光影   　　需要揮別盲從的時代，詩像自由式 　　而葉雨南正以想像吐納眼前的霧氣 　　以自己的味道游向沒有影子的水源 　　即使未來的樣子還不輕易被成形 　　葉雨南相信創造、相信人類還需要獨特 　　 　　詩集中的「口罩是最美的信仰」、「全球暖化並不重要」 　　「十字韌帶斷裂」、「為什麼人要喝水」 　　更

從如今對災變的守護和全球暖化不能只淪為口號 　　透過葉雨南對詩的塑造變身為一種全新的吶喊 　　彷彿在包容著光合作用混雜著廢棄的如今 　　需要有一個聲音來蓋過烏雲裡的盲從   　　而我們雖追不上科技的心跳 　　但從葉雨南詩中的脈搏裡 　　我們可以披上希望的聽診器 　　用最緩慢的想像和明亮 　　在葉雨南凝視過的那條清澈河川 　　讓他的詩聽出希望的聲浪

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

為了解決嘉義梅山兩天一夜的問題，作者鍾秩維 這樣論述：

「臺灣文學本土論」與「中文抒情傳統」乃是戰後臺灣史上兩支重要的文學流派，其所擘劃的史觀與視野時至今日仍是臺灣文學的創作者和批評家根本的參照體系，在吾人設想「何為臺灣／文學」、「臺灣／文學何為」等攸關此間「共同體」之人文風景與願景的問題時，提供了賴以聯想、類比的比喻系統；與此同時，「抒情」與「本土」也提供了臺灣人自我之能夠與他人同情共感、乃至和世界產生關聯的闡連機制。透過將注意力鎖定在這兩個術語，本論文試圖重探的不只是戰後臺灣文學對於「自我」與「共同體」的提問，更還有其求索「世界」的軌跡。概要而言，與「本土」相連鎖的是身份政治上的後殖民立場，透過寫實主義的模擬與代現觀念，來界定「臺灣文學」的現

實，同時澄清它的認同，乃是其人的主要訴求；而不同於「本土」，「抒情」帶有後遺民離散的暗示，在美學主張上則朝向「非模擬」開展，希望藉此挖掘寫實所未及、或未竟全功的理論潛能。不過即使如此，「抒情」與「本土」的關係不必然就非得是壁壘分明的對立不可；相反地，實際回到文學史料、文壇現場，不難發現「本土」和「抒情」的論述總已經彼此依存，差異明顯的此二者實處於相互闡發的互動之中。而本論文且在「本土」和「抒情」的彼此牽連中，辨識出一種「臺灣人」殊異的表述機制，一套獨屬「臺灣文學」的文體。若然，那麼關於「抒情」與「本土」的解釋就不應該拘泥於二元框架，轉而將它們並置反倒可以曝現對方世界觀認識不了的極限。循此，一個

他我失去界限的無法區分地帶於是浮顯——它大可被視為一處讓所有臺灣文學的創作者與批評家都能自我表達，其個別的世界觀亦全可被申述的共通平臺——通過這個臨界點，某一足以供任何臺灣人自我、及其世界觀都在一起共享的共同體，也有了彰顯的可能。本論文援以為範例的作家包括王禎和、白先勇、朱天文、李喬、李渝、宋澤萊、邱妙津、張文環、郭松棻、楊牧、夏宇、舞鶴、齊邦媛、鄭清文與鍾理和等人，希望廣泛觸及戰後各個世代，與各種政治的、美學的立場；文類方面，除了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亦處理回憶錄、文學與藝術批評等材料，藉此期待對流行於戰後文學場域中的「抒情」和「本土」論述，有更周延而且全面的認識以及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