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權保護義務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論國家之基本權保護義務：以德國憲法法學之發展為中心

為了解決基本權保護義務的問題，作者楊承燁 這樣論述：

　　自由與安全的折衝向來是檢視國家定位所面臨的難題，基本權保護義務使傳統對基本權之理解產生轉變，國家因而負有積極的作為義務，須保護人民抵禦來自國家以外第三人之不法侵害，確保基本權法益之完整性。此項深具時代意義的憲法概念，在德國歷經數十年的發展已擁有成熟且完整的內涵，值得作為憲法學理解之借鏡。本書將爬梳相關判決與文獻資料，釐清其體系架構，並探究得否引入我國憲法框架內，強化既有基本權保障之可能。

基本權保護義務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論COVID-19防疫法制及其措施--從風險社會、預防原則到台灣傳染病防治法之修正

為了解決基本權保護義務的問題，作者曹萃栩 這樣論述：

COVID-19疫情自2020年1月30日被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以來，至今已經超過2年；截至2022年6月11日，共計影響201個國家地區，全球確診人數有531,718,316人、死亡人數有6,322,155人（死亡率為1.19%）。而台灣則自2020年1月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至今，確診人數已達2,762,080人、死亡人數則有3797人（死亡率為0.14%）。COVID-19大流行對於全球的公共衛生、政治、社會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有認爲是自二次大戰以來的最大災難。COVID-19疫情是現代風險社會下所產生的一種不確定性、全球性、系統性的風險。COVID-19 大流行加快了

風險事件發生的速度以及傳播和影響規制變化的程度，曾經看似遙不可及的風險也已成為了常態—正如貝克所認爲風險社會帶著具有聲音、外貌、眼睛和淚水的科技副作用，已經不可避免地來臨，而且我們也已經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因此在面對OVID-19疫情，我們必須跳脫傳統的法律思維，而以風險規制及風險治理的視角來應對、來預防。各國政府爲了遏制 COVID-19 疫情的大流行，大都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人權和自由，施以限制，包括限制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人權和自由。而這些限制的干預措施也間接地導致貧困增加、就業下降和專制政權等問題，因此如何合理和必要限制人權和自由，在這次的疫情中尤其受到關注。在應對COVID

-19疫情上，台灣並未依據憲法規定，由總統宣佈進入緊急狀態，而是在法制上以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臨時的COVID-19特別條例來作因應、而在組織上則是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來作領導統御。台灣在疫情期間的防疫重點，包括：疫情監測、邊境檢疫、社區防疫、醫療應變、物資整備、新聞宣導、紓困振興等，而其中也涉及不少對於人民基本權利的干預問題。時至今日，國際衛生組織已經確定修正《國際衛生條例2005》的期程，而日本也已經展開防疫的檢討；在COVID-19疫情過後，相信我國的立法或行政機關勢必也得重新檢討這段期間的防疫法制及其措施的問題。本文認爲傳染病防治法的法律框架應包括：疫情風險評估、疫情緊急狀態、防疫

目標及原則、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防疫權責及問責、防疫物資整備及徵用、公民參與、罰則及救濟等構面。而在此法律框架下，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的具體修法方向，得考慮確實編制及執行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適用預防原則、以剩餘風險觀念來設定疫情防治界限、明定得採取的防疫措施、防疫決策納入公民參與、彈性設定疫情警戒標準、以平時法（傳染病防治法）充分應對疫情、重新思考防疫的垂直權責劃分、制定防疫緊急狀態章等。關鍵字： COVID-19、風險規制、風險治理、緊急狀態、傳染病防治法、COVID-19特別條例

人權論：現代與近代的交會

為了解決基本權保護義務的問題，作者許志雄 這樣論述：

　　當前我國憲法學處於兩難局面，在人權的理論研究及實踐上，不僅要承受現代人權的衝擊，更須追加近代人權的體驗。本書秉持此一認知，以立足近代人權、追尋現代人權為原則，迎向高難度的挑戰。 　　本書計分十一章，前四章屬於總論性質，主要探討人權保障擴大與強化的趨勢，發掘當中蘊含的問題及潛藏的危機，並舉出憲法學面臨的重大課題。後七章為各論，考察對象涵蓋平等原則、一般行為自由、人身自由、表現自由（含集會遊行自由、結社自由）、職業自由及環境權等。

緊急命令與法律制度的互動分析：從九二一大地震到Covid-19的發展演變

為了解決基本權保護義務的問題，作者何思奕 這樣論述：

在2019年底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幅度的影響了當今的世界運作方式，病毒的影響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衝擊了人類既有的生活樣貌。緊急命令作為憲法下特別允許創立一例外的機制，以應付緊急狀態的發生。在此次疫情中，緊急命令被許多國家作為應對疫情的重要手段，讓行政機關能夠迅速的展開防疫的措施。在此值得探討的是，緊急命令制度固然能夠迅速的應變危機，卻也造成既有法制度懸置的隱憂。在臺灣此次應對疫情的危機時，為何沒有選擇發佈緊急命令？臺灣在法律的制度面上選擇何種方式作為因應？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分析臺灣實施緊急命令的脈絡趨勢及歷史因素，探討在緊急情況下臺灣法律制度的回應方式以及發展趨勢，並分析背後可能的因

素。本文發現，在緊急狀態發生為研究基礎下，國家跟夠根據事態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因應，並呈現緊急命令制度與既有法律制度的多元互動機制，而各個機制之間也呈現制度之間的量能流動，成為觀察的一大重點。在臺灣本身的法律實踐上，本文選定臺灣三次的重大災害事件做觀察對象，發現影響的因素包括內國法律制度的完備與否、決策模式的改變、以及法律作為一風險決策平台。而這些因素都會分別形塑、帶動在緊急情況下國家選擇應對的方式。本文進一步觀察到，在這一次臺灣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程中展現了民主國家應對緊急狀態時另一種良好的典範，在緊急情況之下，除了法律制度以外，政府部門的應對態度及有效的溝通模式，在緊急狀態的處理也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