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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亡：惦念世界的安置與撫慰

為了解決夢到過世的爸爸的問題，作者彭榮邦 這樣論述：

1949年的農曆6月13日，「無極瑤池金母」在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的田埔「降乩顯聖」，開始了以花蓮為發端的「末世救渡」宏業；在台灣的近代史上，則成就了「慈惠堂」在台灣沛然莫之難禦的發展。花蓮的慈惠石壁部堂自從1950年代的中期，迎「無極瑤池金母」的令旗崇拜，並開始「母娘」交付之救陽渡陰聖事。牽亡做為「救陰」之聖事，是讓亡者之靈透過「母娘」所訓練之鸞生（乩童）的扶身來與生者交涉。生者來石壁部堂牽亡，多是牽家中過世親人之亡靈；而生者可能是因為自身或家人的身體、運途不順遂，為過世親人移靈撿金，或者是因為亡者有所託付等等，將問題訴諸於與「亡靈」面對面的處理。在亡者之靈扶身到師姑的身上之後，生者一方面藉

由與過世親人的亡靈對話，瞭解生者的問題所在以及過世親人的需求，並藉由牽亡的儀式處理，來化解生者的問題與過世親人的請託。 本論文以慈惠石壁部堂為田野現場，試圖對「牽亡」在生死關係重建上可能之意涵，進行探索性的理解。本論文的書寫策略並不直接從「牽亡」所涉及的「靈知論述」下手，而是從失親者存在處境的開顯與民間宗教「靈象徵」的「臨在」氛圍為論述的兩大主軸，來逼近對「牽亡」的現象理解，並使得在牽亡之中所涉及的象徵演示，能夠在這樣的逼近當中儼然成形。 與親人「共在」的生命滋味與「共命」的情感深度，使得失親者在親人過世之後，必須以一種「未亡人」的殘缺姿態於此世獨活。失

親者走出失落的「深淵」之後，進入了一個「惦念」的世界，在深切的悲痛之中，失親者必須「重新把握」與親人共在的「曾經」，才能夠逐漸從生命的困頓當中羽化重生。然而，從「親人入夢」的現象，我們發現過世的親人並非從此就從失親者的世界缺席了，過世的親人在夢中，以一種「擬像」的方式與失親者共在，我們在夢中經驗了過世親人在暗夜裡的「重生」。夢中與親人的「擬像共在」，對於失親者來說有著一種「擬像的倫理性」，也就是說，「親人入夢」的經驗裡蘊含著失親者「曾經」向著親人、為著親人的所有感情。而「親人入夢」在中國人的文化心靈當中，是以「托夢」來著床的，過世親人在夢中有所「託付」，而失親者必須以某種方式回應，這將失親者導

向了「象徵性」的實踐行動，「牽亡」正是做為其中的一種實踐可能。 然而，牽亡做為一種與過世親人的「亡靈」交涉的象徵演示，失親者的存在處境與文化心靈的接引，固然是「啟動」牽亡的重要動力，但是「亡靈」能否「臨在」卻是牽亡的象徵演示得以「發生」的重要關鍵。「靈的臨在」涉及了民間宗教的根本性格，民間宗教裡的「神」是在「神恩」之中出現，並以「靈象徵」的方式座落。「牽亡」則是以「母娘」為主要「靈象徵」的慈惠石壁部堂，對「亡靈」的一種救渡方式。「師姑」在這其中扮演著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師姑」平常在石壁部堂就是做為「神」的「靈象徵」與人之間的活化者，而在牽亡的儀式當中則是以「肉身化」的方式，

成為「亡靈」的「靈象徵」。從整個牽亡的流程來看，失親者在進入石壁部堂之後，在向神明「稟告」的過程中啟動了「神」的象徵，「擲筊」啟動了「亡靈」的象徵，在牽亡前的閒聊過程中鬆動了日常生活的實在感，在與亡靈「應答」的過程中，賦予「亡靈」豐沛的情感活力，「亡靈臨在」的氛圍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有了實在感。在最後，亡靈「扶身」，師姑「肉身化」為「亡靈」的「靈象徵」，失親者「象徵性」地與「亡靈」共在。在這個短暫的時空當中，與「亡靈」有關的文化象徵，也在牽亡的過程中圍繞著失親者與亡靈的受苦而啟動、調停。 因此，牽亡除了是一種對亡靈的救渡之外，它同時也是對失親者受苦心靈照拂，牽亡做為一種象徵性

演示，失親者在牽亡之中已經不覺地超越了「悲傷」，而失親者「為己」與「為過世親人」兩方面的受苦心靈也得到了照拂。失親者自己活著的難處，透過牽亡的象徵演示，接上了文化象徵給出的經驗轉化；「亡靈」的現身，解決了失親者在親人過世之後的「天問」（你在哪裡？你還好嗎），而透過牽亡的象徵演示，失親者還可以提供過世親人的需要。失親者長久以來的懸念，在牽亡中得到了安置。牽亡做為一種「象徵治療」的意義就在於此。 從生死關係重建的意義上來看，「牽亡」提供了一個失親者與過世親人的「亡靈」重逢的短暫時空，在這個時空之中，失親者與「亡靈」在「肉身見面」的情懷之中共同完成某事。「見面」是短暫的，但是「不

見面」之後的親人儼然以一種「亡靈」的方式「在」，而非「不在」。「牽亡」在「母娘」的靈象徵所孵育的石壁部堂中，以亡靈的「臨在」體現了亡靈的「存在」，失親者與過世親人不再生死兩茫茫，而是在蒼茫之中與過世親人仍有著生命的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