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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以法典行用與斷案場域為中心

為了解決大理寺卿 肉的問題，作者楊曉宜 這樣論述：

本文主題為唐代司法官員的法律秩序觀，透過「法典行用」與「斷案場域」為分析視角。所謂「法律秩序觀」，乃指法典體系下的理想秩序、斷案場域與「法」的運用、司法官員的法律見解與變通性。第一章緒論，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與概況。第二章「法典呈現的法律秩序觀」，闡明唐代法典的編纂與頒行，以唐律之篇章安排為主軸，討論國家統治藍圖如何呈現在法典上。唐代法律權威之始為唐高祖頒行《武德律令》，「寬減」與「取其便」的法律思維貫穿整部法典，並確立「律令格式」的法典體系。在面對不同時局的變動與困境之下，各朝皇帝也必須在法典內部作調整與刪修，刪修法典意味著唐代統治者對於法典落實的重視與實用性。 在探討唐代法典的重要性

與時代背景之後，試圖從法典建構的法律秩序觀轉向司法官員，集中於司法官員在懂法、學法、用法三方面所形成的法律秩序觀。第三章「唐代司法官員與法典運用」，界定司法官員的身分、法律知識的取得及運用，進而分析法典的落實面。首先，在司法官員身分方面，分成中央司法官員和地方官員兩類。所謂中央司法官員，即御史臺官員的司法監督、刑部官員掌天下法典、大理寺官員折獄詳刑。至於地方官員掌行政、司法等多項職責，如使職官員、州縣官員、州府之司法參軍與法曹、縣尉等。此外，唐代官員的法律知識背景影響到法典落實的狀況，他們結合法典內容，透過試判練習法律推理能力，並適時運用在司法審理上。司法官員必須懂法也要善用法，斷案依據除了《

唐律疏議》，也可能須參考判例或案例集，如趙仁本編撰《法例》。唐高宗時期朝廷有意頒行《法例》，但高宗否決此項提議，不願更動唐初建立的律令格式體系，呈現出法典行用上的困境，這也說明了法典之外的「法」存在的可能性。 第四章「中央司法官員的司法經驗與形象」，討論中央司法官員對於重大刑案與地方案件的態度，他們是中央依法斷案的權威代表。國家的擇才標準影響到官員司法形象的構成，強調他們必須是「公直良善」、「斷獄允當」、「法學素養」等特質，這些形象雖然是官方期待，卻使文本書寫與史實建構的過程中，形成潛移默化的效果。司法者形象的建構與他們親自處理的司法經驗有關，即平衡司法、依法論法的特點，尤以強調善用法典

的特質，並且能在皇帝、權貴與官員之間找出平衡點。此外，中央司法官員的釋冤能力亦是重點，在許多唐代司法案例中，可發現絕大數的案例都與釋冤有關，釋冤是中央司法單位與地方官府的連結，透過審覆冤案與疑案，使其權威形象得以發揮。唐代官員在司法案件處理的期待與要求，主要和帝國法律體系的建立有關，即「依法斷罪」與「取證公正」的兩個要點。「取證」變成「釋冤」的致命一擊，意即取證不公會造成冤獄；相反地，取證公正且有技巧，則能平反冤獄，獲得斷獄允當的好名聲。 第五章「地方官員的斷案場域與官民互動」，本文以《折獄龜鑑》為參考文本，也引用唐代墓誌、《太平廣記》、《兩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大唐新語》

等史料，補充司法案例的說明。從司法案例可知唐代地方官員在處理獄訟時，他們在斷案場域中如何和人民互動，尤其是針對案件當事人、官僚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或曉以大義，或善用法典斷案，或敏銳的辦案能力等，皆充分展現唐代地方官員與中央司法官員的差異。在官民的法律互動中，地方官員也可藉此建立良好名聲，此名聲是符合官方與大眾的期待。地方官員多涉及民事糾紛或人倫秩序，透過合理的推論與裁決，既可適當處理司法案件，亦代表官府在地方司法實務上的成效與名聲。 綜合而言，唐代司法官員從最初法典理想秩序觀的展現，到國家編修與頒行法典，又將此法典與法律知識運用在自已身上，並在實際案例的審理過程，善用法典、依法論法、平衡

司法、剛正不阿、釋冤等。在法典、法律知識與斷案場域三者之間，唐代司法官員逐步建構其自身的法律秩序觀。

1976-1985：大陸文革小說研究

為了解決大理寺卿 肉的問題，作者黃淑祺 這樣論述：

本論文主要選擇文革結束後，以「文革」此一歷史階段作為主要寫作題材的小說為研究對象。「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之一，更是新時期文學的主潮，因此本論文選擇從「小說」這種文體作為觀照文革的視角。文本的時間跨度設定在1976-1985年間，橫跨新時期文學從傷痕、反思、改革到尋根的幾個重要文學階段。第一章導論。在「文革」與「文革小說」相關論述的背景資料分析下，說明主要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則梳理毛澤東思想與其文藝大眾化的成果——毛文體的建構過程以及毛文體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引起的相關問題。第三章透過新時期初期主要文藝思潮及論爭資料的彙整，重新建構1976-1985年間的文學現場，並指

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新時期的發展脈絡，以便與第四章、第五章的文本分析互為對照。第四章開始，側重在實際上的小說文本分析。首先討論文學對「文革」苦難的控訴，小說透過愛情、家庭倫理悲劇的指控，召喚大寫的人與「人道主義」。此外，文革作為長達十年的政治苦難，如何在新時期的「時間觀」中被排除於革命時間之外，並以此歷史敘述修復黨國的政治傷痕，並塑造「四化」新人，是此章重點。第五章則討論疾病隱喻與主體修復，分析知識份子、改革新人與紅衛兵／知青一代人在新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中，如何療癒自身，並在新時期社會中再造主體。然而個人主體並未在黨國的拯救中獲得療癒，文革創傷在一代新人身心留下難以抹除的罪責感。本章並試

圖從紅衛兵小說的文本分析中，探討何以紅衛兵一代人拒絕懺悔，以及懺悔失效的原因，以此說明政治力對文學的規範作用，其結果是造成小說成為一種「不可靠敘述」。第六章為結論，總結全文，並指出並未痊癒的文革創傷在日後的「家常化」以及創傷延宕與固著（fixed）的現象，以此聯繫到1985年以後未竟的文革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