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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網站大稻埕戲苑 - 臺北市藝文推廣處也說明:1, 大稻埕戲苑111年春季藝研班課程問與答, 111-01-14. 2, 如何查詢大稻埕戲苑劇場技術資料及場地照片? 109-11-03. 3, 如何查詢大稻埕戲苑當日演出節目內容及相關票務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范宜如所指導 楊甯馨的 陳玉慧《CHINA》、《幸福之葉》研究:以物質與空間書寫為論述角度 (2015),提出大稻埕戲苑近期活動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陳玉慧、《CHINA》、《幸福之葉》、物質書寫、空間書寫。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吳密察所指導 許佩賢的 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 (2000),提出因為有 近代學校、殖民地、教育、台灣、明治的重點而找出了 大稻埕戲苑近期活動的解答。

最後網站大稻埕戲苑 - 臺北旅遊網則補充:大稻埕戲苑 ,座落於永樂市場8、9樓,為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的分館之一。1908年前原為一座花園,日治時期改建為市場,昔日匯集近千家布行,為全臺灣最大的布料中心,而大 ...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大稻埕戲苑近期活動,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陳玉慧《CHINA》、《幸福之葉》研究:以物質與空間書寫為論述角度

為了解決大稻埕戲苑近期活動的問題,作者楊甯馨 這樣論述:

《CHINA》與《幸福之葉》為陳玉慧繼《海神家族》之後,再度向歷史回眸之作,兩書皆有以物質文化來觀照精神文明並建構歷史的雄心,除了逆溯時間的歷史也觀照空間的變遷,本論文以物質與空間書寫為討論核心來探究兩書的寫作內涵與特色,並觀察兩書在陳玉慧的小說創作中有何承繼與開展。在物質書寫方面,物在兩部小說中皆承載多重意涵,既是國族想像與文化符號,又是人物代碼及愛情象徵。並透過小說中的西方人,開啟了不同的觀物視角,在重重視角交疊下,使作為符號的物折射出更多元的詮釋。在空間書寫方面,兩部小說皆以空間變遷來符應人物的生命歷程及認同轉變,在瞬息改變的空間景觀中建構認同,孕育對家的想像。陳玉慧的創作從抒情到敘事

,小說逐漸成為其創作的主要文類,作家不斷在其小說中演練敘事的技藝,嘗試不同的書寫策略。《CHINA》與《幸福之葉》透過物與空間建構多元化的想像與認同,可見其在寫作實踐中摸索前進的軌跡。

台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

為了解決大稻埕戲苑近期活動的問題,作者許佩賢 這樣論述: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追索日本政府在台灣導入「近代學校」體系的過程,並觀察在這個過程中,殖民政府如何利用、吸收台灣社會既有資源以為己用,以及台灣社會方面如何因應自己的能力及需要,巧妙對應殖民政府的需索。 台灣「近代學校」的出現,是作為殖民地統治的一環,由殖民政府引進的。其發端可以上溯至日本領台第二年(1896年)設置的國語傳習所。國語傳習所雖然沒有「學校」之名,不過至少具有三點「近代學校」的特徵。第一,就成立性格而言,它是由國家基於國家意志、以國費興辦的普通教育機關。第二,從教學形態來說,國語傳習所具有獨立的學校空間,在其中由專業教師對多數學生進行集體的「教-學」活動;同時,為

了讓學生有效學習,使用特別編定的教材,按照一定的進度,分別對不同學齡、學力的對象進行講授。第三,在教育內容方面,國語傳習所雖然以語言教授為主,但是也包括一般性課程,如算術、唱歌、體育、理科、歷史、地理等;這些近代才發展出來的新學科,一方面表現近代國家對國民知識與身體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現體育、美育等新教育觀。 這樣的近代學校之所以出現在台灣,最直接的原因是此時統治台灣的明治國家的需要。十九世紀末才剛完成帝國內部統合的日本,因戰爭勝利領有台灣,為了遂行「日本式的殖民地統治」,判斷即使對異民族的殖民地,也應該進行某個程度的統合及啟蒙,因而引進這個有效的「國家意識型態裝置」。殖民

政府對這個「學校裝置」的期待有三點:第一是培養殖民地人民的國民道德;第二是使殖民地人民的身體及行動模式均質化;第三是讓殖民地人民具備近代人基本的知識與常識。透過學科課程的設計、儀式性活動的安排、日常生活規範的重塑,達到設置學校的目的。 透過學校教育,塑造國家需要的殖民地人民,是殖民政府的目標;但是開辦學校所需要的龐大經費,卻不在政府的財政能力範圍之內。此時,政府的解決辦法是模倣清代以來地方公共事務運作的舊慣,讓地方社會自行籌措經費,向民眾按一定比例普遍徵收。同時為了讓這些籌集資金的工作順利展開,設計了居中協調的學務委員制度。在這樣的設計之下,解決了財政問題,學校得以成立。在

這個過程中,國家的行政力量扮演主導性角色,然台灣社會基於自身需要的巧妙對應,也十分值得注目。 民眾請願設立學校、願意負擔學校經費,表現了他們的「學校觀」。他們感受到時代的轉變,發現學校是通往新時代的入口,因此機靈的因應自身需要,以積極的態度回應新政府的合作訴求。他們有能力作這種回應,是由於至少自清末開港以來,整個台灣社會累積了相當的財富。豐厚的經濟條件,是台灣社會接受新學校的硬體基礎。 此外,仲介角色的存在也是讓學校能夠順利誕生的重要因素。熟悉地方民眾及事務的有力者,在殖民政府尋求地方合作時,代表地方積極回應。這一群參與新學校事務的人,並不是「本土地主資

產階級」的最上層。他們的實力沒有雄厚到可以與新政府作更大規模的合作,但是透過學校事務提供國家街庄層級的效忠服務,然後從新政府處換取象徵性的報酬,這樣的交換關係正好符合他們的能力及需要。新學校吸引的正是這一群小有資產的地方有力者。 在國家與民眾各有所求、互相對立、齟齬、妥協之中,「學校」開始在台灣社會穩定發展。在穩定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民眾機靈而積極的態度之外,學校作為國家在地方社會的代理人,為達到國民教化等目的,對宣傳、展示新教育所做的努力,也不能忽略。 從整個台灣社會來看,在這個階段,學校的重要性並不在於新學校改變了什麼。重要的是,由於新學校出現在民眾很

容易可以看到、接觸到的範圍內,不管民眾喜不喜歡,都會看到、感受到它的存在。這種視覺或感覺的參與,最後也變成民眾接受「學校-日本-近代」的契機。可以說台灣社會透過「學校裝置」走入或被捲入世界近代文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