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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回到自己的家：動物保護‧生態關懷文選

為了解決太宰治名言的問題，作者陳幸蕙,豐子愷,余光中等 這樣論述：

　　身為人類，面對地球上的萬物生靈，是驕傲？是慚愧？當生態環境遭人為破壞，大量物種瀕臨滅絕時，我們難道只能說「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當社會一再發生虐殺動物事件時，大眾常感震驚：為何人性竟如此殘忍？怎能視傷害生命為樂呢？我們的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本書是作家陳幸蕙有感於社會的需求，以「動物保護、生態關懷」為主題而編的散文選，囊括鄭板橋、豐子愷、余光中、紀弦、琦君、黃永武、黃碧端、南方朔、奚淞、顏崑陽、林清玄、陳幸蕙、劉克襄、廖鴻基、田威寧、劉詩媛等不同世代作家的精采之作，有從悲憫的角度書寫動物受苦的形象，也有人本中心主義的反省、對動物權的思考，及共享地球資源的

倫理觀等面向。 　　地球是萬物生靈共同的家，期待這本充滿關懷意識的選集，喚起大眾更加珍視萬物、尊重生命，讓地球上的微塵眾生，在和諧共處的家園中，歡喜自在！ 　　每篇文末附賞析，提供讀者深入品味文章的精妙，進而提升寫作力。 　　*適讀年齡：國、高中

太宰治名言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中國與歐洲文明發展比較研究： 以西元前六世紀至二世紀為例

為了解決太宰治名言的問題，作者舒瑢玥 這樣論述：

中國和歐洲文明常常被形容為兩個距離最遙遠的世界文明。它們一直是大量比較學術研究的主題，但這些比較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加劇這兩種文明之間的差異、特殊性和各自的特點的研究。事實上，無論是從哲學思想的角度還是從政治與社會的發展角度來看，差異性都是眾多且明顯的。然而，本研究想探討的並不是兩者之間的差異，而是相似之處。西方社會常將自己與中國進行比較，無論是將中國世界理想化的伏爾泰，或是鄙視中國社會的黑格爾，但多數情況下，這類型的比較研究都是試圖在這兩種文明之間建立一種等級關係。本論文要探討的並非是評判兩個文明的價值，而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兩種文明之間有哪些相似性，以便更好地相互理解。儘管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比較

研究已經有許多人做過了，但在相互理解方面，還是會面臨許多的困難。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人們總專注在差異上，而非相似之處。這兩個文明都是從公元前五世紀開始形成的，在由單一政治體系的帝國所統一的領土形成之前，它們便已在各自的文化空間中發展出了全面性的的思想。這兩種文明都是以哲學思考作為起點發展出來的，因此與其他文明相比，彼此應該更能相互理解。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對彼此的一無所知、誤解、不理解才是常態。因此，透過了解兩文明之間的差異和相似之處，幫助中西方的人們消除溝通上面的障礙，可以使這兩種文明在未來能夠有更好的交流。事實上，在深入研究這些文明的特點時，會使得差異更加明顯，例如，中國和羅馬這兩個帝國的性

質，顯然有很大的不同。然而，這些差異不應掩蓋那些相似性，這些相似性可以在機制中找到，在發展的過程中，首先是有一個哲學發展的事實，然後是政治統一。如同卡爾·雅斯貝爾斯在其作品《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到的觀點，相似處可以在一般的文明發展過程中找到，而相異之處的保留，我們可以在不同文化的應用與實現方面中發現。中國和歐洲有共同的發展機制，因此我們可以在兩者之間進行比較，但這並不表示兩者是相同的文化，所以，「共通點」一詞，在本篇論文會謹慎使用，以避免在兩個可比較且並不完全相似的現象之間，因試圖縮小兩者的差異之處，並在兩者之間尋找並塑造一個完美的身分，而導致走向抹殺它們各自的文化特性和扭曲現實，並完全同化

兩者之間的差異的結論的風險。與歷史上遇到的其他文明進行比較是歐洲的一個相當悠久的傳統，特別是對那些他認可的文化的文明發展，而大部分與其做比較的文明都擁有千年的歷史。十八世紀末，歷史哲學理論中出現了一個世界史的構想的新的趨勢。以這個世界史的理論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出現在中國為例，也許正因為是歐洲人通過十六世紀的大發現和當時新開闢的海上貿易路線，世界也因此開始有了交流，在那個時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早在十六世紀，查理五世曾說： 「在我的領土上，太陽永不落下」。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的地理大發現，讓歐洲人得以透過航海發其他同時存在的文明，繼而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擁有世界觀的民族，這可能也是後來他們發展出

世界史的原因。因此，儘管在初期只是一個「進步」的概念，不同文明根據它們的發展分出了階級，而後這種世界史的概念開始將不同的文明歷史連結起來，並認同它們同時參與同一個世界和時空。二十世紀的歐洲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歷史理論，並以系統性地方式從同一論點出發：中國和歐洲幾乎是同時間發展的。這項理論發展緩慢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因為十九 世紀從歐洲發展的東方主義思想將東西兩文化作了比較，並把歐洲文明置於人類演化的頂端。其次，根據歷史悠久的古中國神話紀載，在西方基督紀元開始的三千年前，中國便已經有了第一個傳說的皇帝。以上兩種原因導致這個理論發展的較緩慢，這個記載於世界史中的趨勢開始於十九世紀，代表人物包含康德、

黑格爾等人。然而，真正的轉捩點是在二十世紀，由卡爾·雅斯貝爾斯所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後開始的。這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源於第二次大戰的理論，此戰的創傷是全世界最早經歷的事件之一。然而，在意識到這場戰爭波及的程度以及戰後帶來的威脅之後，相較於給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一個正面的起源，卡爾·雅斯貝爾斯更傾向於試圖發展一種理論即是為了避免因血緣正統性引起的戰爭，所以開始尋找正統性，而軸心時代是一個後世可參照並建立未來穩定性的起點。卡爾·雅斯貝爾斯認為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古代的五個主要文明，即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都經歷了相似的發展脈絡，尤其是他們都是從哲學開始發展起來的。而現代的偉大文明正是在這種

哲學思想的發展中建立起來的。這是思想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人們找尋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意識，和自問關於思想方面的問題。現今，我們可以在哲學史上這個繁盛、高度發展的哲學時期，尋到多元的流派的出處，而這就是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謂的靈魂「精神化」。雖然這項理論受到一些質疑和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和歐洲的哲學思想確實是在公元前五世紀左右開始出現的，而關於中國和歐洲兩大文明的哲學思想，我們可以在孔子和蘇格拉底這兩位重要的歷史人物身上得到體現與其象徵。哲學思想在中國（或更準確地說是在魯國）和希臘出現的前提是，兩邊的文明都處於政治動盪和激烈衝突的狀態。從公元前771年到481年，中國經歷了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

稱為春秋時期，這段期間，經歷了無數個戰爭，而當時執政的周朝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弱小。同段期間，希臘首先經歷了中世紀戰爭(公元前498-479年)，隨後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62-404年)帶來的社會和政治方面的不穩定，對當時的希臘城邦來說也是一次巨大的動盪。因此，在這兩片土地上的人們都在尋找解決政治不穩定的辦法，特別是想要定義何謂好的統治者。對於中國思想家和希臘思想家來說，治理一個城邦或國家需要有良好的管理系統。孔子和蘇格拉底的形象就是基於此而出現的，也因為他們的獨特性以及超凡脫俗的品格，而給同時代的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兩位偉大的思想家以口頭的方式向他們的弟子傳道授業，教授他們何謂正確的生活

和如何至善，隨後這些弟子再抄錄並傳授給後代。因此，藉由被孔子弟子抄錄其談話所集結而成的《論語》，以及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式對話，我們今日才會知道那些他們口頭傳授給當時前來與他們會面的人的內容。除此之外，孔子曾憶及他的一生都希望在學習，而蘇格拉底的名言「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在兩人的身上展現到極致。孔子和蘇格拉底分別是中西文明思想史上第一個被記載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可以說是開國國父，儘管他們去世時，沒有任何一個弟子預料到這一點，孔子的死是因為多數人的無知，而蘇格拉底則是被他所在城市的公民判處死刑。雖然孔子和蘇格拉底主要是向弟子傳授生活方式的大師，但也有很強的政治意識，即他們

追求良好的政府，並希望培養能夠成為優秀政治家的人才。孔子和蘇格拉底這兩個人物是真正推動哲學高度發展(「saut qualitatif」程艾蘭, 《中國思想史》)的主要人物，同時在文明發展上也是一個重要的改革。在孔子和蘇格拉底的之前和之後有很大的轉變。在孔子和蘇格拉底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一些思想流派，但在兩位大師之後，哲學才受到推廣得以廣泛傳播，後來這些文明再利用這些哲學思想來定義自己的文化。所以如果我們能在他們之前找到傳統或思想流派，在他們之後我們肯定也能找到，也就是說在孔子和蘇格拉底之後哲學傳統才得以廣泛傳播，直到這些文明透過它來定義自己的文化。兩個文明皆在哲學思想發展到一個階段後，便開始形成

了帝國。起初，將傳統的哲學思想和將這些思想統一，並發揮在管理一地區裡的人們。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國(從公元前771年開始)和義大利眾多城邦之中得羅馬城邦(成立於公元前753年)在一開始並不顯眼，後來慢慢成長、發展，成為當時的主宰者，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建立了秦朝，促成了中國的第一次統一，以及公元前202年戰勝迦太基，使羅馬成為當時地中海的第一大國，而恰恰是上述提到的這種穩定持久的政治制度與哲學傳統之間的相遇，讓我們對權力進行思考，從而產生了中國和歐洲這兩個偉大的文明。秦國與羅馬共和國大部分都是為了因應戰爭的需求，才執行了許多務實的改革，也才能有如此繁榮鼎盛的王國發展。公元前四世紀，秦孝公時期的商

鞅變法使秦國的經濟迅速起飛，軍隊實力也開始變強，奠定了一切一統王朝的基礎；而羅馬當時也進行了改革，特別是在社會組織方面其貴族和平民的關係，起初羅馬軍隊是由貴族所組成的，後來又有了平民的加入，因此羅馬的軍隊才會如此的強盛，戰無不勝。然而中國與羅馬帝國的出現和哲學思想的發展是沒有直接關聯性的，隨著帝國的規模逐漸擴張，他們才開始接觸這些哲學思想。然而，正是這種穩固的政治制度與傳統哲學思想的交會，孕育出了中國和歐洲這兩個偉大的文明。當時的中國與軍事強大的羅馬帝國都意識到了，一個國家要想強大，僅有軍事力量是不夠的，文化發展也很重要，秦朝短暫的命運便是一例，法家是強國之道，儒家則是治國之道，當年重用法家的

秦朝在公元前213-210年焚書坑儒，隨後漢朝便在公元前206年取而代之，有了秦朝的前車之鑑，漢朝以儒家治國，而後造就了長達四百年之久的帝國王朝。漢朝發現、深入了解並改編了儒家思想，將儒家對於權威的概念應用於其行使權力的方式。雖然羅馬帝國在接觸希臘世界之前已經有一定的勢力，然而在征服希臘地區並吸收了該地所孕育出來的哲學之後，羅馬帝國才真正開始發展了自身獨特的文化。另一個可以拉近兩個帝國之間的一個觀點，兩者皆在尋找一個輝煌的過往，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的祖先一個神聖的過去，並進一步維護自身的正統性。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了這一點，他提到了漢高祖劉邦的父親是一條龍的傳說，同樣的，維吉爾在《艾尼

亞斯紀》中講述了羅馬的特洛伊起源，根據這一傳說，艾尼亞斯是維納斯的後裔，或者開國兄弟雷穆斯和羅慕路斯是火神的後裔。一個完整的傳統就這樣被建立起來，以支持一個想要將整個文明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的民族正統性。再者，這兩個帝國都是透過戰爭、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多次的勝仗所建立起來的，兩者都有強大的軍隊以及數次屢戰屢勝的經歷，也因長期處於戰爭的狀態，兩者皆發展出了戰爭文化，以下舉兩個以戰爭而生並通過戰爭成長的實際例子，秦國是在與被稱為「野蠻人」的戎人的戰爭中建立的，而羅馬則是戰神之子羅慕路斯與雷慕斯的自相殘殺，以及綁架薩賓婦女的事件中建立的。雖然哲學思想的同化幫助帝國擴大它們的文化框架並遠播帝國的威望，那麼

他們也因強硬的與所謂的“野蠻人＂表示對立，進而得到身分上較為優越的肯定，若僅從文字上的描述來做分析，敵對勢力是“野蠻人＂，也就是說他們才是掌握文明的人。漢朝之於羅馬帝國，彼此都有一個對立的勢力：匈奴和迦太基，漢朝和羅馬帝國都是當時較先進、較具文明性的民族，但他們各自都敗於後來居上的帝國，而被貼上“野蠻人”的標籤。與文明較不發達的一方做比較、對立的方式，讓兩帝國的人民產生了團結的力量，認為自己是影響範圍內最發達、最先進、最文明的一方。最後，當這兩個大帝國掌權後，就將被征服的領土加以組織，並將其作為省分進行管理，質到真正融入帝國本身。因此，雖然兩個帝國彼此沒有直接的關聯性，但在各自的領土上又可以看

到相似的發展軌跡。通常我們會從相異之處去研究兩個不同的文明，但本篇論文想探討的是如何將兩個文明的對立觀點連結起來，作為日後能更好互相理解與發展有效的文化交流的準備。在兩個文明跨越數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在其中發現兩者的相似處，正是藉由這些可比的基準點出發，建立一個溝通橋梁、讓彼此能夠更深入的互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