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孝燮南柱赫李聖經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17-18世紀初在華耶穌會士的漢字收編： 以馬若瑟《六書實義》為例

為了解決安孝燮南柱赫李聖經的問題，作者王澤偉 這樣論述：

在利瑪竇之後，早期天主教傳教士依舊奉行利氏「中國化」與「學術傳教」之路線。18世紀初，西方中國尚處中國熱之尾聲，種種漢學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適逢中國禮儀之爭，中西矛盾日益尖銳，傳教工作面臨諸多困難。由是誕生了以白晉、馬若瑟、傅聖澤為代表的中國索隱派，旨在運用古代神學並結合兩個世紀以來的漢學研究果實，證明中國古代墳典暗含天主相關訊息。而主人翁馬若瑟所處的清初，正是清初小學興盛的時期。馬氏研究文字、六書，除了耶穌會的上述傳統，還與清初的學術風氣也密不可分。他在白晉與劉凝等人的幫助下，完成《六書實義》，希望用索隱主義找出六書中蘊含的基督宗教奧秘，努力彌合耶儒差異，以達到傳播福音之目的。本研究旨在以馬

若瑟《六書實義》為中心，兼述17-18世紀初歐洲學人對漢字的各種詮釋。透过詮釋學、全球史、後殖民主義、互文等方法，分析歐儒如何将汉字收編入西方文字體系之中，並挖掘《六書實義》運用之中國思想源流。論文一共分為七個角度，分別闡釋該時段內漢字收編成果與《六書實義》的不同研究面向：其一，梳理馬若瑟之前的漢字收編六大成果；其二，探索馬若瑟與現代性之間存在的種種糾葛，以圖突破現代性肇端於晚清的舊論；其三，從《六書實義》撰寫之背景「禮儀之爭」出發，發現馬若瑟撰寫《六書實義》應當受康熙皇帝政策影響；其四，馬氏為貫徹康熙「如中國人一樣」的政策，必須在形式上體現《六書實義》的中國性，如避諱等；其五，從內容上觀看，

《六書實義》之六書學說，承襲自宋、元、明、清四朝之鄭樵、吳元滿、趙古則、趙宦光、劉凝諸位學者；其六，馬若瑟特重指事，認為神學思想暗藏於指事的七個文字之中，象形反而為次；其七，馬氏為了統合其文字學理論，確立了從六書與記憶術開始，經儒學而達天學的治學體系。以上之論，皆為馬氏突破前人漢字研究之處。由以上研究可知，以馬若瑟為代表的索隱派，既承認了中國文化，又從中國典籍中證明基督宗教的合法性，是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傳教士努力本色化的重要代表。以《六書實義》為例，在「族性」與「風格」概念的框架下，可以明顯觀察到文本中存在的「中國性」。繼而從「中國性」出發，申論非漢族創作之方塊字文學作為跨文化的典範文本，及納

入華語系文學的可能性。

中國西南苗族的基督新教與現代性（1900-1960）

為了解決安孝燮南柱赫李聖經的問題，作者胡其瑞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的是中國西南苗族如何皈信基督教的過程，以及在時局的影響下，他們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永恆盼望，並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與政教關係的互動。 基督教在清末傳入黔西北地區，在苗族與儸儸群眾中獲得很大的迴響；傳教士透過設立教會學校、創制民族文字，將知識與信仰一併帶給邊疆民族，並培育出許許多多的本地知識份子。其時，正好也是國家外患頻仍的年代，當政府意欲透過邊疆教育來取得土著民族的國家認同以鞏固國防時，才發現西南地區的許多民族都已經深受基督教的影響，甚至在國家認同上出現動搖。因之，國家透過各種

不同的方式在西南地區爭取少數民族的認同，意欲將他們吸納成為中華國族的一員。而作為國家與族群之間的苗族知識份子遂成為國家亟欲拉攏的對象，而這批知識份子也在當中扮演著為民族爭取利權的中介者角色。 此時的中國基督教正面臨轉型，強大的國族主義情緒讓中國基督教必須走上本色化路線，這股思潮也同樣影響了黔西北苗族教會，並以內地會教會為中心發展出本色化的民族宗教特色，且在靈恩運動的影響下，走向唱靈歌、跳靈舞與見異象的千禧年信仰。從苗族流傳史詩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歷史記憶中已帶有一種期盼新天新地的想望。這樣的期盼，成為他們在面對壓力時的一種態度，而實際的表現，就是在歷來的「鬧升天」與「鬧搬家」的行動當中。而

且，隨著靈恩運動與天啟末世信仰的影響越來越大，藉由教會作為資訊流通的媒介，這種末世的焦慮感渲染成為普遍的群眾運動，甚至在 1950 年代演變成反對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的武裝「鬧皇帝」運動。 我認為，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上半葉黔西北的苗族基督教發展，不但藉由教會的媒介，在橫向的空間上與中國政治以及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接軌，在縱向的歷史脈絡與族群記憶中，也持續受到族群傳統的影響，是研究全球基督教發展的大圖像中，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