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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

為了解決巡龍使者拉雅評價的問題，作者尤淑君 這樣論述：

本論文為結合政治史、外交史及禮儀史的著作。以學界對晚清外交的研究為基礎，聚焦於「外國公使覲見禮」的制訂，並利用晚近整理出版的多國檔案、日記、回憶錄，及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外務部檔案等資料，重新討論清代賓禮體制的原型、變體及其過渡到西式外交禮儀的過程，分析中、西禮制的衝突根源，進而探討「天下秩序」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的關聯。經本論文的考察，研究成果有四。 本論文先概論清代「賓禮體制」的運作過程，並說明康熙、雍正年間的「賓禮體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其制禮原則不只是「朝貢禮」，還有用於不稱臣納貢者的「客禮」，作為「朝貢禮」的補充。 其次，說明咸豐

君臣在《天津條約》的約束下，不得不允許公使駐京等條款。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不完全是清政府因應對外交涉的新局面，更多是出於維護「賓禮體制」的考量，並延續過去「督撫外交」的成例，由三口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作為對外交涉的第一線。 再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援引康熙、雍正年間款待俄國使節團之事，重新提出「客禮」，讓「鞠躬禮」與「跪拜禮」不再是絕對的對立，反而有變通的空間，讓外國公使得行「鞠躬禮」。清政府利用「客禮」概念，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再將外國公使定位為皇帝的「客臣」，並將「外國公使覲見禮」解釋為皇帝優禮外使的恩典，遂得到中國官民的認同，維護皇帝作為「天子」的至尊

地位。 第四，《辛丑和約》簽訂後，清政府雖透過擯者轉譯的方式，讓外國公使仍是皇帝的「客臣」，不致出現君臣逆位的狀況，但清政府只能在形式上維持皇帝的權威。外務部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用「名分秩序」，作為涉外禮儀的制禮原則，「西禮中用」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表示清政府無法再以「天下秩序」包容歐美各國與中國的關係，只能藉由「國際法」的慣例，利用條約去約束外國官民的行動，以挽回中國的利權。 最後，經本論文對「外國公使覲見禮」的考察，得知「賓禮」到「禮賓」的改變，並非一蹴而成的，也不是全出於外國公使的逼迫。清政府面對外來刺激時，自有其內部轉換的機制，不僅有外在形式上的變革，更有內在觀念的調整，故清政

府提出「客禮」概念，作為中禮與西禮的過渡禮儀，也是「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的思想銜接。當「客禮」無法再解釋公使請覲，清政府廢除禮部，「賓禮體制」宣告結束，「天下秩序」也不再是清政府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