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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代殯葬擇日與風俗適應研究

為了解決彰化縣圖書館館藏查詢的問題，作者談欽彰 這樣論述：

　臺灣殯葬禮儀操作模式與型態，已經不同往昔。當主要「行喪地點」紛紛改至殯儀館，「喪禮流程」亦隨之改變；行葬方式則以「塔葬」為大宗，「土葬」的利後思維漸趨淡薄；因此，「殯葬擇日」於喪葬流程中扮演的角色也產生了變化。如何與時俱進，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本文首先比較臺灣不同時期喪禮風俗之流變，進而探討喪葬擇日反映的思維模式。喪葬擇日的本意，原為「求吉」與「利後」，人們期望喪葬過程平安吉祥，儘可能避開日、時、方位等方面的沖煞，藉由尋求風水寶地，繼承先人遺緒，庇佑後世子孫能「財、丁兩旺」。然而，塔葬、海葬、樹葬等葬式對利後思惟產生不同程度之影響，尤其無法考慮方位之環保葬，勢必衝擊傳統的風水觀念及學說。

此外，傳統擇日方式也面臨考驗。 本文研究後發現，自殯儀館訂定「淡日」、「旺日」，以分流治喪出殯時間後，將傳統喪葬流程被迫分為「行喪」與「行葬」兩個階段；無論「行喪」或「行葬」，亡者家屬在擇日方面考慮的要素非常複雜，例如需要遷就亡者家屬和業管單位能夠運用的時間等等，成為殯葬業者熟悉的首要原則；至於塔葬風水，則是酌採巒頭派的觀點來處理。 總之，在社會快速變遷的背景下，如何順應百業忙碌異常的工作型態，又能保持傳統慎終追遠的精神，的確值得吾人深思。

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接收與重整（1945-1963）

為了解決彰化縣圖書館館藏查詢的問題，作者黃正宗 這樣論述：

現代商業保險制度於19世紀中葉開港通商後引進臺灣，經日治時期長足發展，無論在業務規模或制度層面皆已奠定相當基礎。戰後，隨政權移轉，臺灣保險市場經歷制度轉換的過程，在1963年完成新體制的確立。本文廣泛蒐集多元史料，從（1）業務發展、（2）監理制度、（3）組織、資本及人事、（4）資金運用等四個觀察視角出發，儘可能重構臺灣保險市場在此「制度轉換期」的樣貌，除說明制度如何轉換外，也嘗試分析轉換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影響，並歸納戰後臺灣保險市場的特徵，及保險業之於金融體系與總體經濟體系的關係。業務發展方面，產、壽險業的分歧是這段時間最明顯的特徵，戰前業務規模遠大於產險的壽險嚴重萎縮，並處於長期停滯，產險

業則伴隨總體經濟復甦與成長，在1958年便已接近戰前高峰。這背後是產、壽險契約性質差異、是否承擔政策責任，及市場競爭與否等多重因素產生的結果。組織、資本與人事方面，有四點值得注意。首先，市場形態由戰前的「民營且競爭」轉變1960年以前的「公營且寡占」；其次，保險業「分支機構」為主的組織型態在1950年後全數轉為「總公司」；其三，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除了讓市場型態重回民營且競爭外，也是戰後本國民間資本涉及全國性金融的開端；其四，戰後臺灣保險人才可歸納為外省籍、日治經驗、新生代三批，日治經驗的發展情況相對較差。監理制度方面，戰後保險法制體現「內地延長的再延長」路徑，由於中國保險法制本身的問題，這

次「再延長」呈現法律現代性及完備性的倒退，1963年《保險法》修正施行除改善上述問題外，也完成史上第一次「保險法制臺灣化」。資金運用方面，戰後保險業資金運用規模極小，未能充分發揮「重新分配資本」功能，要到1960年保險市場開放後才有顯著成長，但較之戰前，資金運用比率仍較低，法令限制及不成熟的資本市場，是形成上述特徵的主要原因。就保險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處的位置而言，產險業大致與整體經濟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壽險業在保險市場開放前則顯得乏善可陳，尤其是無法有效發揮提供長期資金的產業特性與優勢，對整體經濟發展的助力有限。此外，本文也以保險市場為例，就延續與斷裂、穩定或發展，及產業史研究之重要

性等議題略紓淺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