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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統的財經課題

為了解決悠遊卡上限的問題，作者陳鴻達 這樣論述：

名人推薦 　　立法院　　 　　作者對於當前的財經問題，不管是租稅改革，金融監理，或是經濟發展，都有深入淺出的探討，值得讀者參考。 　　 　　前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　　 　　作者在本書對馬政府所提的種種質疑與批判，迄今大都還未妥善解決，也將成為新總統無可迴避的課題。 　　 　　立法委員李應元：　　 　　作者對小英總統提出的「創新、就業與分配」有深入的闡述，相信只要按部就班，一定可以打開當前的經濟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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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扶助個案給付動態之分析-以嘉義市福添福基金會急難救助個案為例

為了解決悠遊卡上限的問題，作者謝智軒 這樣論述：

社會救助作為我國社會安全體系預防貧窮的最後一道防線，其制度內的設計涵蓋常態性的生活扶助，以及因突發生活事件致困的臨時性救助措施，其中以救急為原則的「急難救助」措施係屬於後者。然綜觀國內歷年來以急難救助命題的相關研究，其研究方向多涵蓋在制度、政策執行、行政裁量，以及福利輸送等層面上的探討，較少針對福利使用者層面，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論。 基於此，本研究利用嘉義市福添福基金會2017至2019年，共2,299筆因遭遇急難事件而生活陷困的扶助個案資料，以量化研究方法來探討福利使用者個人與家戶的特質，並進一步分析其落入受扶地位因素、持續受扶地位時間，以及脫離受扶地位因素，以探討急難救助福

利使用者在接受經濟扶助期間的動態歷程。 研究結果發現，在扶助個案的個人特質部分，以是擔任家庭主要生計負擔者、男性、離婚、年齡40歲以上、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罹患疾病或為身心障礙者居多，而就業層面則以無業者為多。在家庭特質的部分，則以單人家庭、未列冊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戶內有二至三名同住人口、戶內無任何兒少依賴人口之家戶居多，而在戶內實際具有勞動所得之工作人口方面，以戶內僅有一名工作人口為多，但戶內沒有任何工作人口的比例也高於總家戶的四分之一。 另外，「戶內人口傷病或身心障礙」和「戶內人口死亡」為家戶落入受扶助地位的主要因素。而「屬於一次性救助個案」、「家庭整體勞動所得提升」、「移轉

所得或非勞動所得增加」等，則為家戶脫離受扶助地位的主要因素。 就持續時間的分布而言，扶助月數最短為1個月，最長為達到研究追蹤時間上限的36個月。有將近九成的扶助家戶，能夠在持續時間達3個月時脫離受扶助地位，而在持續時間達12個月時，已有98%的扶助家戶脫離受扶助地位。最後，根據「比例風險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工作人口數」和「兒少依賴人口數」兩個解釋變項，對受扶助地位的脫離具有顯著的影響。

沒有唯一，哪來第一：捷安特劉金標與你分享的人生思考題

為了解決悠遊卡上限的問題，作者劉金標,尤子彥 這樣論述：

追求「唯一」比搶「第一」重要， 標榜「第一」，只會帶來得意忘形。 我的人生和事業不學別人模式，只求唯一， 我50歲才認清自己，找到熱情， 你也可以翻轉既定規則，成就獨特真誠的人生路。 　　劉金標，台中沙鹿人，巨大集團創辦人，以推廣自行車運動而聞名，因為他的推廣，也讓台灣在每年的五月都有專屬的「台灣自行車月」。 　　一九七二年創立時從代工做起，整整三十年，立足台中大甲，巨大集團從無到有，一步一腳印耕耘出全球頂級自行車國際品牌──捷安特。 　　「孔子說過，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我卻是五十才不惑。 」劉金標說自己是做生意做到六十歲時，才真正體會到，以賺錢為目的，是最膚淺的人生目標

。 　　七十三歲，劉金標因為一身是病，開始騎腳踏車，一開始，騎得很辛苦，但透過環台，逐漸發現新的自我，也對健康有信心，回到公司後，帶動公司騎自行車的風氣，也帶動社會騎車的風氣。八十歲，又再環台一次，甚至遠征日本的瀨戶內海島波海道，藉這些騎車經驗，劉金標對自己和人生，有新的領悟：有時糊塗一點，反而可以突破上限！相反的，如果自認為自己體能只到這裡，就差不多也只是這樣而已。 　　作者尤子彥為《商業周刊》資深撰述，劉金標是他採訪過上千位採訪對象之一，在尤子彥眼中，劉金標不只是一位創立全球最大自行車集團，事業版圖落在世界地圖的成功企業家；以及帶頭成立A-Team(社團法人台灣自行車協進會)，讓自行車

產業在台灣紮根、升級，繼續前進的產業界標竿人物；最特別的是，劉金標因開始親自騎車，騎出傳教士般的志業熱情，以及倒吃甘蔗般的人生逆轉滋味。 　　這樣的淬煉，不但讓其事業成就高峰不墜；所反覆醞釀的人生智慧，更帶給作者深刻體會，每回與劉金標的同騎對話，皆是一趟與智者前行的心靈洗禮，更是劉金標快意人生的智慧結晶。

行動支付法制規範之研究

為了解決悠遊卡上限的問題，作者鄭文良 這樣論述：

中文摘要隨著科技的進步與電子商務的發達，近年來支付方式與制度起了巨大的變化，過去的支付工具離不開現金、金融卡與信用卡，如今因手機已經成為現代人日常必需品，將手機作為錢包的新形態支付工具如雨後春筍般興起。而手機支付的核心概念是「虛擬」，將貨幣與卡片虛擬化、電子化，再透過手機本身的硬體或軟體安裝進行支付行為，除了免去零錢的兌換與存放外，在交易系統上也比POS機更為簡易並已發展成為更方便的支付環境。在法源基礎上，我國並無直接規範行動支付的專法，而是針對設立行動支付的各種支付機構加以訂定法規。如此一來，雖然透過手機進行交易皆可稱之為行動支付，但因支付機構的類型不同，在設立標準、執行權限上都反映出差異

性。我國現有的行動支付業者可分為電子支付機構、第三方支付業者、一般業者（以電子禮券形式推行）等三類，電子支付有最高的權限，但卻同時須負擔相對應的較高要求與門檻；從用戶角度來看，可能只差在轉帳金額上限與可否儲值的操作規範，但對於業者而言，成為電子支付業者的最低實收資本額需5億元，其暫時收受款項的存放與利用皆受限制，同時亦有完整的、類似於金融機構的用戶權益保護、安全控管、洗錢防制義務等。藉由介紹、比較與分析我國與美國、歐盟、中國大陸之行動支付規範差異，本研究認為台灣之管制密度較各國為高，且充分區分電子支付與第三方支付的作法在他國中亦較為少見，這可能會更加凸顯介於其間的模糊地帶，進而造成混淆甚至存有

法律漏洞。本研究最後總結前述之觀察與分析，並對我國行動支付相關法制與業者執行層面提出建議供決策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