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時期黨外雜誌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台灣民族學的發展與意義

為了解決戒嚴時期黨外雜誌的問題，作者周士煌 這樣論述：

民族學ethnology研究「民族ethnos，及附著於其身的文化」，台灣的民族學，研究對象是台灣諸民族/民族集團：原住民族、客家、Lán-lâng/Holo、外省人。其中，學科傳統領域研究的首為台灣原住民族，在政策的支持下，客家研究亦開始展現成果。原住民族研究和客家研究，已有整體性「知識體系」的建構。台灣其餘民族的學問，則以民俗學或地方學來表達，其體系尚待發展。作為近代學術的民族學，在台灣有其特別的歷史發展過程。由日本治理台灣時，為了施政所進行的大規模調查、與稍後的學術研究開始，累積成果。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以誌書的編寫及審查圈錮地方知識份子，確立「以本土為地方」，以台灣為學科的練習場，並橫

殖入文獻學研究的中國邊疆民族史。民主化之後，台灣主體性漸漸展現，本土研究開始興盛，教育系統與學術系統對台灣的觀點也開始正常化。對自身生活環境的興趣，則以「地方學」的樣態出現。台灣為一多民族的國家，清楚了解諸民族及其文化，為「屬族」的學問，以國家的文化主體性為學問的對象，可以稱為「台灣學」。台灣學為「屬國」的學問，為台灣的國學，其核心應該為台灣的民族學。台灣學或國學的發展，尚待觀察，但並非空想。

翻譯與政治： 以戒嚴初期（1950-1952）的《暢流》為研究對象

為了解決戒嚴時期黨外雜誌的問題，作者張明益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暢流》半月刊作為研究焦點，旨在探討翻譯與政治之間的互動。綜觀台灣歷史，台灣的翻譯活動與政治密不可分。本文選定國民政府執政時期，並以當時由台灣鐵路管理局所創辦的綜合性雜誌《暢流》來探討國民政府執政期間戒嚴初期政治、政策與翻譯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先以宏觀角度探討政治、政策及意識形態與《暢流》、翻譯及譯者間的互動；再由微觀角度探討政治對翻譯的影響如何透過不同的翻譯策略呈現於譯文之中。《暢流》最初由台灣鐵路管理局創辦，不久便因政府命令而轉由鐵路黨部發行，暢流半月刊社也因此改組。《暢流》創刊於戒嚴時期，社會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以「反共抗俄」為主流，而在文學系統中的《暢流》既為機關刊物，自然受此意識

形態影響，也受到政策的影響。在文藝政策方面，《暢流》確實也是配合政策執行，在《暢流》可見不少與反共抗俄、宣揚自由民主的相關文章或譯文，不過，在鐵路黨部的經營之下，《暢流》編輯群仍保有相當的自由度，而《暢流》也以維持本身刊物風格的原則為最高標準，因此並未因為改組而成了純然的政策推行工具。雖《暢流》在鐵路黨部的經營下並未成為主要的政令宣導工具，不過來自官方的經濟贊助對於《暢流》而言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因此1991年火車書刊費預算遭刪成了《暢流》最終停刊的主因，足見官方贊助對於《暢流》之影響力。本研究選定《暢流》創刊前三年所刊載共58篇譯文作為探討《暢流》創刊初期翻譯成果及翻譯與政治間互動的研究

依據，另以表詳列此58篇譯文資訊。早期的《暢流》翻譯作品以文學小說、鐵路軼聞為主，不過在為數不多的翻譯文章中，仍可見較具政治色彩、鼓吹自由民主風氣的選文，為配合政策。而從《暢流》選文出處的比例亦可發現當時社會除了瀰漫著反共抗俄的氣息之外，親美的文化風氣亦影響著當時的台灣社會及文壇。《暢流》所刊載之譯文翻譯策略更可見反共或鼓吹自由風氣的副文本，也多以歸化譯法居多，能拉近讀者與原著的距離，更輕易影響人民思想。相較於同時期的機關刊物，《暢流》政策執行力雖不若其他官方刊物顯著，但仍可見其與政治間的密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