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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

為了解決抱 痛 西河 典故的問題，作者曾世豪 這樣論述：

本論文《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係以異域書寫為核心，有別於過去聚焦於長城或四裔，展現明清以降的海洋視野，並以日本（倭）形象探究「內／外」、「我／他」、「新／舊」交纏之敘事特色。日本在明清兩朝皆曾成為中國沿海的勍敵，其中包括「嘉靖大倭寇」、「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乙未戰爭」，皆催生了相關的小說創作。過去在研究相關議題時，多趨於斷裂式的考察，但筆者認為由明至清，日本作為「倭寇」形象之特色是深入人心的，舉例而言，晚清李鴻章曾如此向朝廷宣說防範日本之必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雖然作為自強運動之領袖，對於涉外事務亦有一定之認識，但是李鴻章仍以明朝倭寇的破壞來比擬現代化之日本，可見時

人的倭患記憶貫串明清兩朝。 本論文即以此議題出發，以歷時性方式討論明清小說的日本記憶，發現到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關注。第二章處理「嘉靖大倭寇」相關小說中的「烽火」與「離亂」。在早期文本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多傾向於使用抗倭將領及其幕僚之見聞，敘事上較為樸實，有「補史」的時事意義；但由於平倭名將胡宗憲與權臣嚴嵩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係，也有被視為反派的情況，如《綠野仙踪》、《玉蟾記》等，相對地「嘉靖大倭寇」中佔據領導主體的中國人盜魁徐海、王直等人（假倭），也退居二線，由日本人（真倭）擔任領導，可謂模糊史實。另一方面，包括《雪月梅》、〈楊八老越國奇逢〉等，則敘述了中國人作為

「奸細／俘虜」的雙重身份。 論文第三章以「王翠翹故事」和世情小說為主。「嘉靖大倭寇」中還有為國捐「軀」的女諜粉墨登場，那就是以「公私兼盡」而作為型世楷模的「王翠翹故事」，從傳奇體、擬話本體到章回體，訴說著官方話語以外的集體記憶，也強化了性別「邊緣」對於道德「中心」的板塊擠壓，其關注亦為嚴肅。然而，隨著傷痛的遠去，「倭患」成為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娛樂資本，包括〈風月相思〉、《玉樓春》、《雪月梅》、《綺樓重夢》、《玉蟾記》、《繡球緣》以及《玉燕姻緣全傳》，在兒女、英雄的小說類型整併下，強化了才子「文武全才」的不俗身手，平倭成為取代科考以外的功勛，可見小說家不拘史實的想像力拓展。 第四章則討

論「萬曆朝鮮戰爭」下，沿海編氓視「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促成了神魔化的敘事傾向，有跨海擊殺敵酋的情節產生，代表作品以〈斬蛟記〉、《野叟曝言》為主，豐臣秀吉不僅被想像為中國出身的孽龍，同時帶有異端之傾向，渡海之戰映射著一場「宗教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治「非常」之物亦須有「非常」的方法，翻江倒海的鬥法於焉成為抗倭戰爭中的熱點，包括《升仙傳》、《玉蟾記》、《雪月梅》等作，出現了劍仙、玄女、黃石公，然其由「殺」到「生」的慈悲之念，則又反面訴說著中國面對倭患的「望洋興嘆」。 第五章析論甲午戰前的清代小說，以遺民之思及殖民帝國的登場為主題。明清鼎革，明遺民基於對「倭患」的痛惡及對「日本乞師」的不

信任（此三桂之續也），有反寫乞師者為奸佞的文本，如《女仙外史》、《水滸後傳》，乞師者由效秦庭之哭的孤臣，變成「燕藩」及「奸臣」，小說家以「妖婦」、「賊寇」的反反者不為反，控訴滿清入關的不正當性。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的歐洲列強，也在海防經驗的因襲之下被寫成「逆倭」，象徵著中國人面對時代變遷的遲鈍，代表作品為《花月痕》，書中「逆倭」與「太平天國」及西北回亂的勾結關係，不啻為清朝版本的「北虜南倭」。 第六章介紹乙未戰爭相關小說。甲午一役由於大陸戰場乏善可陳，反而是臺灣在劉永福坐鎮之下，拖延住了日軍的接收行動，鼓舞中國大陸人民，有「劉永福」系列小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劉大將軍

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及《臺灣巾幗英雄傳》的誕生，寫出了「滅倭必矣」的樂觀想像，可謂時事小說之異調。而特別的是，《臺灣巾幗英雄傳》由孤臣遺孀克紹夫志，延續著臺島對抗倭寇的堅決意志，映襯的是淮軍「和倭」的妾婦之容，小說家在「邊疆」、「女性」、「布衣」等不同身份上尋求重振中華乾綱的秘訣，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置，再度出現充滿張力的辯證。 最後是第七章，甲午戰爭相關小說的理性檢討。早在甲午戰後不久，書坊主即重新刊刻《蜃樓外史》，該書實作於牡丹社事件前後，以嚴嵩、趙文華勾結島夷故事，影射李鴻章父子對日的卑躬屈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再度問世，其諷刺易味不言可喻，卻非直指核心的檢討。在經過

時間沉澱以後，小說家方能理性反省中國何以戰敗，日本如何強盛？代表作品為《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透過「中」、「東」的並置，標誌著中國由「天下」到「萬國」的醒覺，至此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亦劃下句點。綜合來看，由明至清，「倭患書寫」之相關敘事，除了輻射出海洋視野的社會學材料外，更能映照著不同階段的小說發展，並帶給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省思。

晚明女詞人研究

為了解決抱 痛 西河 典故的問題，作者蘇菁媛 這樣論述：

本文以「晚明女詞人」為題，試圖為在詞史上長期受到忽略的晚明女詞人進行客觀的定位。研究內容包括探討晚明女詞人成群湧現的時代環境背景因素、個別析論代表性詞家的作品內容、形式技巧與風格，再總結出晚明女詞人的作品特色，從而歸納出晚明女詞人在詞史上的意義與價值。晚明女詞人的蓬勃發展在詞史上是一個相當特出的現象，此時期的女詞人創作無論質與量，在整體上均較前代出色，恰與明詞總體不振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此與當時發揚人性自主的精神、女子教育的普及與重視、名伎與名士的密切往來等開放的啟蒙思潮與社會風尚有相當密切的關聯。而出版事業的興盛發達、詞韻與詞譜的逐步創設和主情理論的引入也為詞壇的發展創建了有利的環境。淵

源家學的傳承、閣閨生活的充實與活動場域的擴大，讓女性空間與識見有了擴展提昇。而晚明的社會也表現了對女子文才的肯定，包括文人社群的支持、世家大族的提倡與女性作品的編輯出版。另外女性本身也有對才子佳人的浪漫憧憬、心靈寄託的尋覓與以文名傳世的追求等自我期許。在這些時代環境背景等因素交織影響下，終於成就了晚明女詞人成群湧現的瑰麗景況。晚明女詞人主要可分為閨秀與名伎兩大創作群體，其中閨秀又以吳江午夢堂詞人為翹楚，而在明清新舊交替與王朝易幟的時代背景下，亦產生了現代職業婦女的先驅--即閨塾師與致力於反清復明的女俠，她們的詞作不論在內涵意義與風格樣貌上均有值得提出之處，故本文將其特別標出。在眾多晚明女詞人中

本文共拈出其中的佼佼者19家，分為吳江午夢堂詞人、一般閨秀與閨塾師詞人、青樓寵妾與女俠詞人三大章，分別就其生平背景、詞作內容、形式技巧與風格加以論述，並客觀剖析指陳其作品之得失與特色。整體而言，晚明女詞人以最適合抒發心中幽微情思的詞體，深刻反映晚明知識婦女的精神風貌，包含一般女性作品中常見的對兩性之愛的期盼與怨尤，和寄寓節令景物的清賞與沉吟。而在時代氛圍與自身經歷等各種因素交織影響下，女詞人亦藉詞作以尋覓心靈的寄託，並以之肯定自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另外在經歷人世滄桑與國破家亡的背景下，女詞人自敘身世家國之痛的作品往往帶有相當程度的情感張力，讀來令人為之動容。身處在晚明如此一個無論在政治、社會與

文化均有著重大變遷的時代裏，女詞人的作品亦鐫刻有時代色彩的鮮明印記，包含對深閨制度的順從與逃離，與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女詞人們亦突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禁錮，開始有了文士化的生活趨向。而原本不相往來的閨秀與名伎兩大才女陣營，在開放的時代思潮與社會風氣下亦開始逐漸融合，除了新的女德已被重新定義與實踐外，新的婦女文化亦已展開。在經歷天崩地坼的國難之後，部分女詞人的作品亦呈現亂世離鴻的哀鳴與悲歌，這既是前代女性詞少見的時代色彩，亦在不自覺的真誠敘述中擴大了女性詞的容量。基本上，晚明女詞人的作品不論閨秀詞或青樓詞，在內容題材與表述方式上雖然有些許差異，但在整體上仍延續傳統女性詞細緻纖婉的主體風格

。在經歷人世滄桑與時代苦難的女詞人部分作品中，可發現她們藉風物之悲以寄寓身世飄零或國破家亡之慨，故展現出有別於閨閣香奩細緻纖婉的厚重情致，從而有深沉開闊的別樣風貌呈現。也由於這分深沉與開闊，強化了晚明女詞人在詞史上的意義與價值。細究晚明女性詞在詞史上的意義與價值，會發現她們接續了金元兩朝與明代前中期曾經中斷的女性詞創作傳統，且在各種因素交織影響下，她們也突破了以往女性詞偏好以情愛相思為主的寫作傳統，從而擴大女性詞的容量。晚明女詞人既以受過良好養成教育的大家閨秀為主，她們以豐厚的學養，熟練地掌握詞體的語言規範，精練優美，不但創造出與詞體美感特質相符合的自我抒情語境，以亦明媚含蓄的美感傾向，表現出

大家閨秀特具的審美情調。至於青樓寵妾、閨塾師與女俠詞人，亦以真誠的詞筆細細道出自我感受，使其作品表現豐富深刻的意蘊內涵。無論從題材內容的深廣度或寫作技巧的純熟度而言，晚明女詞人均為女性詞在清代的高度立下良好的基礎。所以站在詞史的高度上檢視，晚明女詞人確實有其不容忽視的意義與價值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