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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統治與因果教化：臺灣官方與民間儒教的互動（1930s-1960s）

為了解決新北市中正國中新生報到的問題，作者李威寰 這樣論述：

本文將臺灣有關儒教的論述立場分成兩大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官方」認可的儒教，由掌握國家統治權力與文教政策的官員、學者為代表；第二種類型，是流行於「民間」的儒教，由沒有統治權力的基層士紳、文人，與一般民眾共同信守、發展而成。從內涵層面觀察，這兩種儒教最大的差異，在於對儒教的「宗教」性質的態度；官方的立場傾向排斥，民間立場則盡力擁護。本文認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其中一種重要面相，就是官方與民間儒教兩種群體各自發展，卻也不斷互相影響的過程。這種發展的歷史結構，可以上溯到清領時期官方的科舉、廟學制度，與民間的文昌、鸞教信仰的互動；並持續形塑於日治時期，日人的「同化」政策，與鸞堂發展勃興、孔廟民間化的關

係中。戰後，日人離開臺灣，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為臺灣的民間儒者帶來了以國族主義為基底的現代轉型壓力；本文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國文、公民、歷史等課程，與孔孟學會發表的論述，代表此時期官方儒教的立場；又以跨越日治與戰後時期的北臺民間儒者──黃贊鈞、施教堂等人的出版事業，代表此時期民間儒教的活動與論述。本文主要的研究議題，就是臺灣的民間儒者如何在一九三○到六○年代，與跨越政權變化的不同官方儒教互相折衝或整合。本文最重要的論點是：無論是日人或民國政府，都利用其體制性權力，透過學校教育促使民眾認可官方的儒教觀，並排斥民間的儒教觀；另一方面，臺灣的民間儒者雖然面臨官方壓力，卻始終不放棄自身的「宗教

」信念。為了這個堅持，民間儒者或者擴大社會網絡連結，或者對官方的意識型態虛與委蛇，但也都持續保持一個合作協力的態度，以減輕官方的壓迫。最後，從文教政策對整體儒教活動的影響來看，1967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發起，可以被視為臺灣儒教發展史的另一個轉型階段的開始。本文的論點與發現，辨明儒教活動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價值──即使脫離了科舉制度，邁進現代化社會，以「儒」為標籤的道德論述仍持續與政治意識型態、倫理觀、宗教信仰等環節緊密連動。其次，無論從儒教文化圈的視角，或是從儒教思想史的視角來看，本文都能貢獻一個具體實例，來說明「儒」的多元性：一方面，「儒教」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中，確實可能發展出互有異同的

制度與生活；另一方面，「儒教」在不同身分、不同社會地位的儒者身上中，其內涵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差異，這是我們談論「儒」的時候，不能忽略的事實。

艋舺角頭、廟會與陣頭之研究

為了解決新北市中正國中新生報到的問題，作者鍾秀雋 這樣論述：

角頭是臺灣民間社會特殊的存在，置於人文地理的範疇，係指某一地域範圍，以廟為運作中心；若作為黑道類型研究，則指擁有特定範圍為地盤，其成員、行動也多在該地盤內。二者相互層疊，使角頭與地方社會及信仰事務產生盤根錯節的緊密關係，相關視野的切入與探討，是完整詮釋角頭於民間社會多重面貌的必要面向。而艋舺是臺北市最早開發的地區，擁有豐富的人文史蹟與廟會，活躍的特種產業與密集的市集，提供角頭勢力生長的溫床，是臺灣角頭文化的指標地區。本文以艋舺作為研究場域，以田野調查觀察當地角頭歷來於廟會與陣頭中的角色，及其在日常生活與地方社會的往來，深入理解在地與外界視角看待角頭的不同觀感，從而探討角頭、廟會、陣頭三者間的

關聯結構，以及角頭在地方社會中的多重身份，加以爬梳文獻，架構貫時性與共時性並進的研究取徑，同時解讀臺灣廟會在歷經社會變遷後所發展出的私人館生態，如何與既有廟會生態相互作用，及其背後承載的社會體系，探討地方社會在大環境的牽動下，所表現出的自我調適與功能轉化，並據角頭於地方社會與廟會中的多重面向，反映角頭在地方話語權結構中所佔有的位置，解析臺灣民間社會相對體制的潛在行事思維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