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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正義運用於校園關係霸凌事件處理之研究

為了解決木曜4超玩離職的問題，作者徐景平 這樣論述：

　　本研究目的以「修復式正義」增訂於《教育基本法》，運用於校園生活圈容易隱而不見與區辨模糊的「關係霸凌」，在法規與政策實踐上執行有據；透過國外教育單位、學校在修復式正義執行上的相關說明、文獻分析的方式。本文分為六章，從緒論到介紹修復式正義的起緣與發展脈絡，校園的關係霸凌發生率和被輕忽，我國現況推展的探討與學校法規、組織、個案心理影響，以及最後的結論和建議。　　研究動機為某大學宿舍發生的事件，數人對具性別氣質的男同學施以「關係霸凌」侵犯；在「關係霸凌」實證數據研究，雙方在事件中恥辱感的過程、情商技能的課程教學、全校的安全信任感建立，均可影響學童的學習參與和同儕情感關係；研究追溯了「毛利人」傳統

習俗的起緣與核心價值，亦概述了修復式正義概念 (RJ) 和實踐 (RP)，由聯合國至歐盟 (CoE) 及各區域的推展於刑事司法和學校。　　紐西蘭相關單位制訂的《PB4L指南手冊》作為我國推行參考，目的是修復事件後所造成創傷的「實踐程序」與事前干預，藉由「和解圈」會議模式提供參與人員；讓犯事者承認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錯誤，在勇於承擔上給予支持和尊重；受凌者表達傷害後的心境，接納道歉與補償的方式修復，並以健康的身心重新融入校園的生活學習圈和同儕社群。對《教育基本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七編之三，與學校懲戒規範的條款應基於教育思維的模式，強調關係霸凌乃是人際情感關係的問題，以「

修復式正義」的運用平衡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　　研究建議：一.教育層級，明確定義修復式正義的實踐以教育系統為政策，即主管權責和指南手冊，具體規定於《教育基本法》；二.修復式正義實踐的和解會議，應優先運用於霸凌類別的「關係霸凌」之處遇事件解決；三.組織的整併和師資的概念培訓運用，以免各司其職時削減了在實踐修復式正義的實質果效。

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對社會運動之影響──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為例

為了解決木曜4超玩離職的問題，作者張家維 這樣論述：

在台灣與香港，發生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均有成員面對有罪或無罪的「刑事判決」；引發本文思考，台港社會運動「法律後果」的長期制度累積，對於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以及不同階段的「抗爭週期」，有何影響。綜觀Charles Tilly提出「抗爭政治 / 政體類型理論」、何明修提出「政治機會結構曲線圖」，以及譚偉強提出「政治與法律機會動員思維」；本文初步嘗試整合「政治機會結構」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關鍵要素，且藉由二個機會結構的「階層化」與「圖像化」，盼使二個理論的整合適用更具「可操作性」。另外，本文針對台港各7名與11名人士進行「菁英 / 深入訪談」，所屬領域包括議員、律

師、學者、NGO幹部、集會遊行活動發起人和參與者，藉此觀察台港「機會結構」與「行為者」的互動情形及其影響。整體而言，台港政治體制分採「三權分立」與「行政主導」，台灣司法體系亦非如香港法院須受「人大釋法」意見拘束，彰顯二地政治與法律體系的「相異性」。惟因台港均具有相當程度的「司法獨立性」、影響本土認同的「中國因素」；警方對於集會遊行之管制，均採「申請即予許可之精神」，並以「商討式管理」作為主要的因應策略典範；另外，均有採取司法積極主義的法官、支援社會運動的義務律師與倡議團體，作為分合協力的「變革行為者」，亦呈現二地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及其影響的「相近性」。要者是，台港自2009至2019年分別有2

至3次「抗爭週期」，惟不同期間之波動程度與差異，應僅反映二地非線性的「政治環境」變遷；換言之，台港不同的政治體制，亦僅為二地社會運動鋪設了不同樣貌的背景場域。另一方面，該等政治體制因素之差異性，應僅影響抗爭訴求是否涉及「根本性政治制度議題」；而不影響台港警方在面對更高的抗爭強度等因應挑戰時，是否例外考慮採取「升級武力」策略之必要性與可能性。故本文淺認，歸納整體而言致使台港均呈現高密度社運動員之成因──亦即所共享相近的「法律機會結構」與「行為者驅力條件」，對於理解與比較二地社會運動與表現，應具有更高的解釋力。結言之，台港均具備一定程度司法獨立性型塑的「關鍵前提要件」，提供了重大社會運動事件及其法

律後果，以及變革行為者共同協力的「背景場域」；進而累積建構政治與法律機會結構的「趨同性」，共同為二地不同外觀的社運動員與抗爭週期，提供主客觀上所需相近內涵的前提條件與維繫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