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縣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唐秉玄台幹班日記（1944－1945）

為了解決東海縣的問題，作者唐秉玄 這樣論述：

接收台灣＝陳儀‧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請看一位中層官僚如何準備接收台灣 　　1944年末，重慶中央訓練團開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為即將到來的接收台灣做準備。 　　台幹班以陳儀為班主任，學員來自各部會推薦，籍貫多半為華中、華南地區，亦有來自台灣的「半山」，如柯台山、連震東等人。他們分為民政、教育、司法等六組，學習台灣歷史、現況、法規等課程，並擬定未來接收台灣後的計畫。 　　這些台幹班學員們（相當於今日的儲備幹部）原本在結訓後應分發台灣實習與工作，但當時抗戰尚未勝利，因此訓練完畢的學員們大都先回原單位服務，待日本正式投降後，才匆促來台。他們有些進入中央機關，或者分發地方服務，是第一批國民政

府為台灣訓練的行政人才。 　　本書收錄唐秉玄先生1943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6日在台幹班受訓時的日記與筆記，再加上主編劉明憲教授以此為主題的研究論文〈日記中的歷史：唐秉玄《日記簿》中的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相關檔案。我們可以藉由第一手的日記、檔案，以及延伸研究，瞭解少為人知的台灣接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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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使用大眾運輸就醫可近性分析- 以臺中市為例

為了解決東海縣的問題，作者林琬晴 這樣論述：

就醫可近性分析可以反映醫療資源不足或不均地區，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討就醫可近性評估方法，然而以大眾運輸為運具，考量大眾運輸特性，包含發車時刻、路線走向及一次轉乘情形的就醫可近性評估研究仍相當缺乏。就醫旅次為高齡者最主要旅運需求，無親友接送下，相當仰賴大眾運輸系統，因此以私人運具為主的就醫可近性評估方法將高估高齡者就醫可近性，不符合實際就醫狀況，因此本研究旨在建立高齡者使用大眾運輸為運具的就醫可近性評估模式，透過案例應用證明其評估模式可行性。本研究就醫可近性評估模式以Luo and Wang（2003）提出的兩階段流動搜尋法為基礎進行改良，歸納出醫療資源的位置、醫療資源服務供給量、醫療需求位置、

醫療需求量及兩者距離為兩階段流動搜尋法關鍵影響因素。本研究透過地理編碼將地址轉化為經緯度表示醫療資源位置，調查各醫院西醫師數量表示醫療資源服務供給量，並以門牌位置配合人口分布表示高齡者需求位置及需求量，並納入大眾運輸所必須考慮的時間因素，包含等待時間、轉乘時間、乘車時間，以及空間因素包含停靠站及路線分布狀況，以總旅行時間量化醫療資源與醫療需求的距離影響。最後本研究以臺中市為應用案例，驗證高齡者使用大眾運輸就醫可近性模式之可行性，結果顯示本研究確實較貼近於實際情形，並且可針對就醫可近性不佳地區，找出究竟是醫療資源分配不足、分配不均，抑或是大眾運輸供給不足原因導致，結果可供各縣市主管機關未來醫療政

策及大眾運輸計畫訂定之參考。

去海的那一邊

為了解決東海縣的問題，作者朱自清等 這樣論述：

《去海的那一邊》精選17位大家的經典散文，向讀者傳達出一種積極向上、從容愉快的人生態度。寄情山水一向是文人墨客的愛好，他們在感受一草一木時，心情與景色相關，與個人命運相關，與家國興亡相關。在字里行間，不僅體會到動人的景色，更觸摸到他們心中那份真實而獨特的情感。短短幾篇小文，寥寥數行文字，給讀者帶來輕松愉悅的讀書體驗，讀書，本該就是這個樣子。用更少的時間讀更經典的文字，用更少的時間讀更優美的文字，用更少的時間過更從容的生活。 朱自清，原名自華，號秋實，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紹興，出生於江蘇省東海縣（今連雲港市東海縣平明鎮）。現代傑出的散文家、詩人、學者、民主戰士。1916年中學畢業並

成功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9年開始發表詩歌。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1932年7月，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1934年，出版《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1935年，出版散文集《你我》。林文月，台灣彰化人，畢業於台灣大學中文系，師從台靜農等名師，又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研究比較文學，后回台灣大學任教至退休。歷任美國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捷克查理斯大學客座教授。著述有學術論文《澄輝集》、散文《擬古》等約二十種，譯有《源氏物語》《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等古典名著。徐志摩，散文家、新月派代表詩人，是一位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活躍一時並有一定影響的作家。代表作品有《再別康橋》《翡冷翠

的一夜》。郁達夫，中國現代作家，「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代表作有《懷魯迅》《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她是一個弱女子》等。

金聲玉振——考古與文獻所見「周樂」及其政治意涵

為了解決東海縣的問題，作者歐陽宣 這樣論述：

這篇論文研究的是，西周至戰國時代，「周樂」的政治意涵的形成以及其在傳世文獻中的詮釋，具體的切入點則是見於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的金石之樂，即鐘磬。研究取徑以考古資料與傳世文獻為基礎，考察「周樂」政治意涵的三個面向，亦即政治權威、階序及展演性。而在此政治意涵的形成過程中，以鐘磬組合為核心的周樂，其政治意涵的建構並不完全出自少數政治菁英或政權的手筆，而在更大程度上受不同邦國、族群間的文化交流影響。可以說，文化交流因素在此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論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第三章，是將以考古資料所見的鐘磬為主，論證自晚商至戰國時期，「周樂」政治意涵的演變。晚商時期的殷墟小鐃與石磬，是以鐘磬為關鍵組合的周樂的前

身，已在考古資料反映鮮明的政治權威、階序性質，並且初具展演意味。至西周時期，成編甬鐘與石磬的組合，取代晚商時期的殷墟小鐃，成為「周樂」的骨幹，形成規範周人的政治秩序的禮儀系統。春秋時代至戰國早期，「周樂」的政治意涵基本延續西周時期的狀況，只是變得更加精緻與複雜，且作為樂器的金石之樂，其發展的路徑開始與青銅禮器出現分歧。相對於青銅禮器的復古傾向，編鐘更重創新。於此也體現鐘磬之樂作為媒介的雙重性質，維繫人神之間與人際（或國際）間的和諧關係。另一方面，西周甬鐘的出現與蓬勃發展，涉及的是深刻的文化交流議題。甬鐘在形制上源自晚商時期的南方大鐃，並在西周中期以降全面的取代南方大鐃。不過，分布在南方西周甬鐘

，大多為零星為人所發現，少以成編形式見於墓葬，出土脈絡與南方大鐃相似。至春秋晚期始見編鐘與石磬搭配的墓葬在南方的夷人墓葬出現，此意味不同文化與族群之間交流更為深入。論文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則是在前述物質文化基礎上，分析傳世文獻中封建貴族與職人，如何運用「周樂」的政治意涵。「周樂」在封建政治秩序與社會中所反映的價值系統，則表現在傳世文獻所記載的禮儀、威儀觀。其中貴族間「賦詩言志」的往來形式，即深具展演意味，而封建貴族與職人「以樂論政」的政論表述形式，則是禮儀與威儀觀的具體呈現。此外，「周樂」的實際運作則仰賴樂官、樂工構成的職人集團。當封建社會崩潰後，封建禮儀與金石之樂成為明日黃花，詮釋「周樂」政治意

涵的群體，由封建貴族轉換為新興知識分子，其論述則主要見於《荀子．樂論》與《周禮．春官．大司樂》。在此詮釋框架下，「周樂」逐漸作為理想政府體制的一環而為戰國知識分子所論述，且「移風易俗」的質素日益受到重視。大抵而論，這篇論文藉由梳理出土資料中鐘磬的源流與發展，論述以鐘磬為核心的「周樂」的政治意涵，及其在文獻所載中封建貴族政治生活中的定位，及其所形塑的價值系統等。由此省思在商周時期複雜且未必見諸文獻記載的文化交流背景下，「周樂」的政治意涵如何形成，又如何在周代封建社會崩潰後受到詮釋。這篇論文揭示的是，在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周樂無疑是周代統治階層的政治支配工具，這除了基於周樂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外，也

在於其作為媒介的性質，從而使得不同族群或邦國能夠加以靈活運用，作為彼此間往來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