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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的越境：東亞超現實主義的融會與轉化

為了解決樱花漫画的問題，作者方婉禎 這樣論述：

現代主義在台灣的成功，通常被定位為一九六○年代一股全面性的藝術潮流。然而，若以時間的長軸而不是切面來看的話，現代主義的傳播，是經過許多詩人與畫家長期的摸索與累積。他們經由小眾結社的團體，在嚴峻的政治時局與藝壇主流下，推動新興藝術理念。綜觀中國、日本、台灣藝術史的發展，這些個別的前衛團體雖如蜉蝣般短暫，卻前仆後繼、絡繹不絕地延續新興藝術的生命，創造屬於東方的前衛與狂飆。筆者以超現實主義為主題，採取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討台灣與中國的創作者，如何揉雜了日本的詮釋視角，再根據個人經歷與客觀環境，加以捨取、挪用與創造。 本論文研究對象以楊熾昌、林亨泰與李仲生三人為主，旁及相關詩社與畫會，

討論這些喜好前衛藝術的創作者，歷經日本視域與東西文化的交鋒，所展現的文藝論述與具體實踐。台灣現代主義的各色流派之中，超現實主義時常是創作者的追求的對象。楊熾昌在日治時期，試圖將歐洲前衛思潮所體現的新精神，新鮮空氣帶回台灣而成立風車詩社。同時，由於日本詩刊《詩與詩論》提倡主知詩學的影響，使得超現實主義引進台灣的同時，就與強調秩序、明晰的主知詩風，不斷地交互滲透與對話，這一情況延續到戰後詩壇，由紀弦現代派六大信條之四，以及林亨泰進一步的闡釋與創作，得到最具體的實現。李仲生同樣在三○年代留學日本，憧憬前衛藝術的洗禮。足跡遍歷中、日、台三地，以及東西交會的衝擊，使他尋求兼具個人內在精神與集體東方境界的

表達形式，進而形成「抽象的超寫實主義」。 為能夠凸顯研究對象，轉化超現實主義所展現的獨特樣貌；揭示台灣學界長期以來的後殖民研究視角，所忽略的盲點。筆者盡力深入三○年代法國與日本的藝文活動與論述場域，企盼能夠捕捉這些創作者，跨文化交會所迸發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