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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風雲人物傳02：諸葛亮的神機妙算

為了解決歡普通話的問題，作者宋詒瑞 這樣論述：

　　從三國傳奇人物的故事，認識風雲變幻的時代！   　　★生動的小說形式，小讀者可一邊看故事，一邊認識三國時期的人物及事件。 　　★三國時期故事的橋樑書，文圖比例較高，吸引孩子自主閱讀，有助他們逐步建立閱讀習慣。   　　「三國時代」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時代」，歷史故事性強，一向深受小朋友歡迎，本系列為一套適合初小或以上學生閱讀的橋樑書，精選三國風雲人物的精彩故事，圖文並茂，提升孩子的閱讀興趣，讓孩子從閱讀圖畫書過度到文字書。    　　諸葛亮成功率領蜀軍在赤壁之戰大勝曹操後，繼續為劉備獻計，力圖興復漢室。 　　劉備逝世前把兒子劉禪託付給諸葛亮，他自此心輔佐後主，曾七擒七縱南蠻王孟獲，

又多次興師北伐抗魏。   　　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到底他是如何憑藉神機妙算，助蜀國穩佔天下三分的一席位？最後又能否協助君主完成一統天下的大業？在與周瑜，司馬懿等的鬥智中，又使出哪些傳頌千古的計謀？

歡普通話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第二次安倍晉三內閣對台政策研究 中國因素之分析

為了解決歡普通話的問題，作者王瑞豐 這樣論述：

日本與中國於1972年建交，致使台日於同年斷交，台日兩國長年維持非官方之交流，至今雙方關係發展均免不了受到「七二體制」及中國等因素所左右。第二次安倍晉三內閣自2012年12月至2020年9月，創下史上首相任期最長紀錄，由於渠受家庭等因素之影響，相對友我，加上2011年「東日本大震災」後，日本社會普遍瀰漫友我氣氛，爰其任內台日間有較多突破及進展，蔡總統及駐日代表謝長廷均表示，安倍首相堪稱史上對台最友好之首相。為方便外界了解安倍首相友我及其政策受中國等因素影響情形，茲將本論文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提及斷交後之台日關係，除回顧台日斷交時之「七二體制」，並略提李總統登輝、陳總統水扁及馬總統英九第一任時期

之台日關係外，其次探討第二次安倍內閣台日關係進展三個分期，即突破期、上升期、停滯期，最後再討論影響台日關係之中國因素，並包含安倍首相如何受家庭等影響。綜合以上討論，可看出安倍首相任期雖不到8年，並受到日中兩國積極改善關係及我國仍維持福島等5縣食品進口台灣限制等之影響，惟台日關係在各領域之進展良好且迅速。安倍首相雖於2020年8月突然宣布辭職，惟其對台諸多突破「七二體制」之友好政策，實乃有目共睹。另鑒於外界十分關心後安倍時代之對台政策走向，爰將在結論時進行簡析，並略提台日間難以突破之議題，以供外界參考並利今後制定對日政策。

開風氣而為之師：中國偉大的知識分子胡適

為了解決歡普通話的問題，作者MarkO’Neill 這樣論述：

　　胡適1891年12月17日在上海出生，祖籍安徽。在上海接受中學教育後，他負笈美國，先後入讀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前後七年。回國後，他年紀輕輕就擔任北京大學教授，1946年還出任該校校長；抗日戰爭期間關鍵的1938至1942年，他出任中國駐華盛頓大使，在推動美國介入二戰、軍事支援中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在生命中的最後四年裡，他擔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   　　1911年滿清皇朝覆亡，西方嶄新和進步的思想湧入中國。胡適曾在不同的刊物當編輯，撰文介紹這些新思想，包括婚姻制度、提高婦權、文白之辯、孔儒思想、科學和民主等問題。他的一生、他的文章以及他的思想，影響、改變了無數中國人，是20世紀

中國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胡適的人生軌跡與中國近代最動盪的時期重疊，他交遊廣闊，著述豐富，又留下大量私人書信及日記，令研究胡適成為一個龐大的課題。本書深入淺出，從胡適的人生經歷、學術成就、感情生活等角度介紹他的事跡，是認識胡適全面而簡便的一冊。

寶可夢現象：寶可夢跨媒體呈現的跨文化研究──以法國與台灣為例

為了解決歡普通話的問題，作者康哲銘 這樣論述：

本論文題為《寶可夢現象：寶可夢跨媒體呈現的跨文化研究──以法國與台灣為例》，旨在探討日本電玩遊戲《精靈寶可夢》（舊譯《神奇寶貝》，以下簡稱《寶可夢》）所引發的《寶可夢》文化現象，其中特別觀察與分析其在法語地區的法國與華語地區的台灣，所造成的社會文化現象。本論文主要想探討：作為一個日本電玩遊戲，《寶可夢》是如何能得到跨國消費者的喜愛，並且在各地造成一股社會風潮？筆者試著藉由跨媒體理論、在地化翻譯理論，以及日本的文化政策分析《寶可夢》現象，論述其跨媒體運用與跨文化特質。同時，也從《寶可夢》現象延伸至探討日本文化對於法國，與台灣的影響。首先在第一章，我們簡短地介紹了《寶可夢》的發展，並回顧它是如何

從一個電玩遊戲發展成一個娛樂品牌。現今，我們在不同的媒體與平台上發現《寶可夢》的蹤影，如動畫、電影、卡牌遊戲等等。不過回顧《寶可夢》的發展歷程，其實它源於西元1996年，日本任天堂在Gameboy平台上所發行的《寶可夢 紅／綠》。有別於《寶可夢》今日在不同媒體上的活躍與受歡迎的表現，其首部作品《寶可夢 紅／綠》在初期並沒有十分驚人的商業表現，甚至遊戲裡也存在許多漏洞。不過其中一項關於寶可夢「夢幻」的漏洞後來被玩家所發現，官方於是化危機為轉機，利用此機會於少年漫畫雜誌上進行促銷宣傳活動，沒想到成功提高遊戲銷量，並使其成為兒童間的討論話題與人氣遊戲。隔年，同名動畫開始於電視上播出，動畫的播出使《寶

可夢》的文化影響力變得強大。而後寶可夢公司正式成立，負責遊戲相關周邊業務，如寶可夢中心的營運與衍生商品的製作與販售，由此確立了《寶可夢》從單純的電玩遊戲，變成一個跨媒體的娛樂品牌。接著，我們試圖探討何謂寶可夢現象（Pokémania），以及如何對此進行分析。即使《寶可夢》在日本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不過卻是從海外市場開始出現關於《寶可夢》的社會現象討論。寶可夢現象（Pokémania）一詞是在美國《時代》雜誌上被首次提出來。當時《寶可夢》試圖跨足國際市場，第一個所選的便是美國，由於已經具有經驗，其在美國市場複製了日本的營銷方式，藉由跨媒體的運作迅速地製造了《寶可夢》的高知名度與人氣，於是《寶可夢

》於1999年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引發了社會現象的討論，也因此出現「寶可夢現象」（Pokémania）一詞。然而該如何定義「寶可夢現象」？筆者認為「寶可夢現象」是由《寶可夢》所引起的一種短暫性、暫時性的社會風潮，此現象會隨著《寶可夢》所推出的遊戲商品，時而增長；或時而消退，ㄧ如其產品在市場機制下的生命週期。於是本論文的分析將主要著重於「寶可夢現象」最為明顯的時期：在法國的「寶可夢現象」，筆者觀察到有兩個主要的高峰，分別是在西元2000年與2016年；而在台灣，「寶可夢現象」最顯著的表現是出現在西元1998年，接著同樣也是2016年。於第二章，筆者認為，「寶可夢現象」的出現是其背後的「寶可夢超

級娛樂系統」，與「寶可夢宇宙」交互作用的結果，於是本論文試圖從這兩個角度解析「寶可夢現象」。首先，「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的概念與跨媒體理論相符合，《寶可夢》透過其在電玩遊戲、卡牌遊戲、漫畫、動畫，電影等媒體上的出現，增強他的大眾曝光與能見度，因此《寶可夢》無論出現於任何形式的媒體，都能使其影響力得到一次次的強化。此外，透過爬梳跨媒體理論分析「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我們發現跨媒體行銷的概念在日本被稱為「Media Mix」，意即媒體之間的混合，例如「動畫化」、「電影化」之類的概念，在當地早已行之有年。這個日本術語的概念也與美國學者瑪莎．金德（Marsha Kinder）所提出的「超級娛樂系統」

（Supersystem of Entertainment）理論相符合。在其關於《忍者龜》（Ninja Turtles）的媒體研究中，她發現《忍者龜》角色塑造的文化多樣性，使其得以在不同媒體上呈現，例如電視影集或電影。筆者發現此一觀點與《寶可夢》相符合，其藉由各個表現出《寶可夢》核心要素的媒體間的相互作用，建立出一個「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將自己的影響力極大化。同樣地，在跨媒體理論中，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透過對於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的分析，提出了「跨媒體敘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與「世界觀建立」（World buildin

g）等理論，他指出透過不同的媒體敘述一個相同的故事，將會從文本與媒體間建立出一個「故事宇宙」，不再受限於媒介，有著自己獨特的世界觀。我們可以從《寶可夢》中發現，即使推出新作品，其主角小智與皮卡丘仍然頻繁出現在動畫，與電影當中，作為「寶可夢宇宙」的核心，於是看到《寶可夢》的同時，也一定會想到小智與皮卡丘。此外，保羅．貝爾蒂（Paolo Bertetti）也透過科幻電影談到「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的概念，亦真亦假、虛實交雜的世界觀容易引起共鳴，我們同樣可以在《寶可夢》身上得到印證，例如其出版物含有許多虛實交雜的故事敘述。然而，「寶可夢現象」何以能夠成功地在海外市場發酵呢？事實

上，筆者認為「寶可夢現象」的誕生不僅僅是「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與「寶可夢宇宙」的產物，《寶可夢》的在地化翻譯更是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接著談到岩淵浩一所提出的「無文化氣味」的文化商品，根據他的定義，文化氣味會使人聯想到特定國籍、種族、膚色抑或是產生文化偏見等想法，於是他認為《寶可夢》是相對「無文化氣味」的日本文化商品，正因如此，《寶可夢》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取得成功。同時，「無文化氣味」的因素賦予《寶可夢》於在地化翻譯方面具有豐富的可塑性，對此，我們談到了在地化翻譯理論，卡門．曼吉龍（Carmen Mangiron）與美奈子．奧哈根（Minako O'Hagan）提到了新的翻譯術語「創譯」（

Transcreation），這種新穎，且相對自由的翻譯方法被廣泛地運用在電玩遊戲在地化產業。我們也能從許多寶可夢名字的翻譯上看到「創譯」的實踐，如文字遊戲。此外，多國語言的翻譯亦增添了《寶可夢》的文化色彩，使其不但沒有失去寶可夢本身的特質，還更貼近不同語言文化的玩家。話雖如此，眾人皆知《寶可夢》源於日本，筆者也仍然在《寶可夢》身上發現日本文化的身影，《寶可夢》與其他日本知名的電玩遊戲、動漫皆被視為代表日本「酷文化」的例子。事實上，「酷日本」（Cool Japan）為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所提出來的文化政策。該政策希望通過「酷」的日本文化商品來重新定義，與打造日本新的形象，即是「酷日本」。這一項

政策也與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提出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有關，這個術語是指利用某種相對於軍事力量而言，較「軟」的文化力量，以其來說服或者影響他人的行為，進而達成自己目的的一種實力。即便《寶可夢》不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息」，其顯然是代表「酷日本」的文化商品。我們也由此發現，日本動漫與遊戲的確成功地重新定義了日本，使世界看到不一樣的日本。不過，筆者不禁思考，這些「酷」的文化產品是否就足以代表日本文化？道格拉斯．麥格雷（Douglas McGray）曾提出「國民酷總值」探討了日本「酷」形象的軟實力，雖然就許多方面看來「酷」形象對日本帶來許多益處，但其「酷」形象的本質在深

度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限制。此外，根據他文章，這個看似現代化的「酷」形象也幾乎難以完全代表日本文化。 於是我們回到《寶可夢》的討論上，在其「酷」形象表面之下，是否有其日本文化的淵源呢？有別於「酷」形象，筆者試圖從《寶可夢》身上找到其他日本文化的蹤跡。首先，我們找到《寶可夢》與日本民間傳說「妖怪」（Yōkai）之間的連結，《寶可夢》的原名「口袋妖怪」（Pocket Monster）即已明確說明，《寶可夢》的本質就是「妖怪」（Monster）。麥可．迪倫．佛斯特（Michael Dylan Foster）也表示，可以從許多日本電玩遊戲上，發現日本「妖怪」文化獨特的多樣性與豐富性，例如《寶可夢》與《妖

怪手錶》。接著，我們也從《寶可夢》身上看到日本的「可愛」文化（Kawaii），事實上除了《寶可夢》，最能代表日本「可愛」文化即是另外一個日本知名動漫角色《凱蒂貓》（Hello Kitty）。儘管《凱蒂貓》曾遭遇過批評，根據雪倫．金賽拉（Sharon Kinsella）的觀察，「可愛」文化實際上反映出日本的實際社會狀況，其填補了某些在現實社會中所得不到滿足的心理需求。進入到第三章，回顧了《寶可夢》背後的跨媒體理論與其日本文化背景之後，筆者由此進行「寶可夢現象」分別於法國與台灣的分析。 我們分為三個不同的部分來討論法國的「寶可夢現象」：分別是其「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寶可夢》的法文遊戲在地化翻

譯，最後則是探討「寶可夢現象」與「日本主義」（Japonisme）之間的關聯，是否「寶可夢現象」的出現能被視為新「日本主義」？首先，筆者認為「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在法國的發展有兩種角度：一方面，藉由「超級娛樂系統」的建立以創造《寶可夢》廣大的知名度：當《寶可夢》遊戲於西元1999年在法國發售時，隔年，同名動畫便開始於電視上播出，接著同名電影更於2000年1月上映，由此可見其透過密集的曝光為《寶可夢》建立人氣；另一方面，隨著「超級娛樂系統」而出現的「寶可夢宇宙」使接觸《寶可夢》品牌有更多的管道，例如集換式卡牌遊戲和後來的《精靈寶可夢 Go》，這兩款呼應《寶可夢》核心概念的遊戲也能體現「寶可夢宇宙

」的存在。接著，關於《寶可夢》法文遊戲在地化，我們以寶可夢名字為例作為分析，這些法文譯名皆利用「創譯」加入歐洲文化改編，例如借用了古希臘神話或歷史當中的名字，在維持原本角色的設定上，替「文化氣味」相對較少的《寶可夢》增添了歐洲風情，也使它更貼近法語系玩家。最後，我們從「寶可夢現象」延伸探討法國人對於日本的熱情，從十八世紀的日本藝術文化影響「日本主義」，到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流行文化「寶可夢現象」，筆者認為法國與日本之間的確存在著文化關聯，不過一如「酷日本」政策試圖塑造新的日本形象，日本的形象一直是多變的，從古典優雅，帶有東方藝術風情的日本到現代的「酷」日本，法國人對於日本文化的興趣，其實取決於日本

文化的表現形式。 最後，對於台灣的「寶可夢現象」研究，筆者在此也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分析：依序是「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在台灣的發展歷程、《寶可夢》的中文在地化翻譯，以及從「寶可夢現象」延伸，探討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化連結：《寶可夢》等日本文化商品在台灣之所以能受到歡迎，是否與台灣人的文化認同有關聯？首先，筆者認為，「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在台灣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西元1998年至2000年。在這段期間，由於主要推動「寶可夢現象」的《寶可夢》遊戲並沒有推出官方中文版，因此「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在台灣缺乏完整的發展。與其他地區的市場發展相比，台灣市場的確難以發現到一個「系統化」的現象產

生，抑或是「寶可夢宇宙」的打造；主要扮演傳播《寶可夢》影響力的媒體則是經過在地化、有中文翻譯的同名動畫。不過第二個時期，2016年開始，隨著遊戲推出官方中文版，「寶可夢超級娛樂系統」也開始在台灣有較明顯的運作，如定期舉辦《寶可夢》錦標賽等相關官方活動，皆證明台灣市場開始進行有系統化的發展，此外，在台灣，我們也觀察到《精靈寶可夢 Go》受到年長玩家的喜愛。接著，我們談到《寶可夢》的中文在地化。由於品牌譯名的更動，引起部分中文地區玩家不滿，其中香港玩家尤甚，許多曾以粵語發音的寶可夢譯名，都被更改為以普通話發音的台灣翻譯，對他們而言，這項決定並沒有考慮到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不過，筆者也從部分更動的中文

譯名上看到「創譯」翻譯有趣的詮釋。最後，我們從台灣「寶可夢現象」的分析，延伸至文化認同的探討， 90年代期間曾有所謂「哈日」現象與「哈日族」，顯示出日本「軟實力」對於台灣的影響；然而在台灣的日治時期，日本曾在台灣實施相對「硬實力」的文化政策，如試圖透過「皇民化政策」強行建立台灣人對於日本的文化認同。然而話說回來，《寶可夢》初期的成功，是否反映出台灣人的特殊文化認同？如同前面提到的例子，即使沒有中文翻譯的《寶可夢》遊戲，也能在台灣市場銷售多年。事實上，日本文化在台灣的影響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來談：首先，一方面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的確反映在台灣的社會環境中，使台灣人對於日本有熟悉感，如年長世代對於日本時

代的懷念、甚至台語中都有日語的存在。另一方面，我們其實可以發現，從「哈日族」到「寶可夢現象」，這些種種喜愛日本大眾流行文化的表現，除了是一種台灣人對於「酷日本」的欣賞，透過消費日本科技產品、關注日本流行時尚也表達出台灣人對於「日式」生活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