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之祖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正史與小說

為了解決正史之祖的問題，作者辛德勇 這樣論述：

本冊所收文章均以探討秦始皇相關史事為主題。有的內容是對作者此前曾出版《生死秦始皇》一書的濃縮，另有一些內容則是在《生死秦始皇》出版後，繼續研究而撰寫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秦始皇與儒學》一篇，篇幅最大，討論的問題也最為重要。傳統觀點認為，秦始皇通過“焚書坑儒”對儒家學說、儒生予以沉重打擊。本書作者則認為，秦始皇尊崇儒學，並給予儒學以重要的社會地位，這個結論是很具啟發性的，至少從一個方面推動了秦史研究的深入開展。 自　序 生死之際的謎案 ——重論秦始皇和他的大秦帝國 正眼看正史 ——我這樣寫《生死秦始皇》 真人始皇帝 ——《史記》才能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秦始皇 《趙正書》、趙正與趙高

談談“始皇帝”的諡號性質 秦始皇的生死南巡 那條並不平直的直道 ——“秦直道”叢書出版感言 秦始皇與儒學   《辛德勇讀書隨筆集》中編入的這一冊《正史與小說》，與這個系列裡其他五冊相比，內容相對要集中一些——收在這裡的文稿，大部分都與《生死秦始皇》一書有關，個別一兩篇的內容雖與此書沒有直接關係，但講的仍是秦始皇的事情。 這些與《生死秦始皇》一書直接相關的文稿，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該書宗旨、理念、撰著特點以及核心內容的申說，另一類是對書中一些論點的補充和進一步發揮。所以，讀者若是結合《生死秦始皇》來讀這本小書，應當會有更好的體驗和認識。 這樣一本書籍，我用“正史與小說

”來命名，主要是基於《生死秦始皇》的撰著緣起和書中闡述的一項重要認識。 研究秦始皇或是秦朝歷史的主要史料，當然是司馬遷的《史記》，這部書也是後來中國歷代正史之祖。可我動筆撰寫《生死秦始皇》，卻不是因多年閱讀《太史公書》有所積累，自然而然形成的結果，完全是因偶然閱讀近年新出土的西漢竹書《趙正書》，促動我產生了撰著此書的願望。 《趙正書》篇幅有限，頂多相當於《史記》的一篇。這篇新發現的西漢竹書，述及秦始皇去世之際和去世之後秦朝歷史的一些重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二世皇帝胡亥的即位緣由。《趙正書》載述的這些秦朝史事，同《史記》的記載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競相利用新史料來顛覆

舊史書的記載，在學術界蔚為風氣，而從表面上看，像《趙正書》這樣涉及如此重大的歷史問題卻與傳世史籍判然有別的新史料，自然會激起學者們更為強烈的關注。 稍微熟悉敝人學術主張的讀者都知道，我是一向主張要以傳世基本典籍為根基來研治史事的。這樣想，這樣做，是基於這些傳世基本典籍在各項史料當中的骨幹地位，這其中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所謂“新史料”。對於我來說，這是一種全面衡量之後的客觀認識，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實際使之然也。 對這篇新出土的《趙正書》也是這樣，關鍵不在它是新還是舊。不管是眾所爛熟的老古書，還是古墓老屋中的新發現，首先要清楚瞭解它的屬性。這是因為不同性質的著述，會有不同的史料價值。前輩學者講究做古

代文史研究需要先以史料目錄之學作為入室的門徑，其中一項最基本的功夫，就是儘量充分掌握林林總總各類不同史料的屬性。竊以為治史者要是能夠先對這一點心中有數，或許就不會對“新發現”的“新史料”表現出過分的驚喜，而是是什麼材料就讓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是學者，學術本來就是要心平氣和地做。甭管市面上那些“搞個大新聞”的小報記者式喧囂，放平心態，仔細分析這篇新出土文獻的內容，我最後得出一個清清楚楚的認識：《趙正書》是一部西漢時期的“小說”，而不是紀實性的史學著述。儘管這一時期所說的“小說”與當代並不完全相同，它應該更接近“寓言”，但它的性質畢竟同《史記》這樣的正史是天差地別的。 以這樣的認識為出發點來

寫《生死秦始皇》，以這樣的認識為基礎來看《趙正書》所引發的各項歷史問題，再按照以往習慣的研究方式，深入考辨《史記》中各項相關的記載，使我得出一系列對秦始皇和秦朝歷史的新看法。 看了上述說明，再對比一下拙著《製造漢武帝》的論證過程，大家應該很容易明白：這樣的研究方式，也可以說是敝人從事史學研究一貫的套路。 不過，學問一個人一個做法。我的這一套做法，別的學者未必認同；我的觀點，很多讀者也不能接受。我的認識當然一定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會存在謬誤，但正由於論述的出發點不同，論證的路徑也不同，具體聚焦觀察的點更有很多不同，我才得出很多不同於學術界既有認識的新看法。其他的學者或讀者若是習慣成自然

，根本不願意做出新的思考，或者根本無法理解那些與其不同的思辨和考索，也就沒有任何道理可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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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高祖本紀》研究

為了解決正史之祖的問題，作者羅淑萍 這樣論述：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後世正史之祖。司馬遷筆下的《史記》人物，有許多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透過司馬遷精煉的文筆，這些人物栩栩如生，彷彿就像我們平常接觸的人一般，這些人物中以漢高祖劉邦和楚漢相爭這段史實，最為人們熟悉且喜愛。 本文以《史記》中的漢高祖劉邦為研究對象，先將《史記》中與劉邦相關篇章的人物事蹟，做分析整理，歸納出劉邦獨特的人格特質，依其令人不認同、不喜歡與令人佩服、欣賞的負面和正面人格特質，一一論述，探究其三年滅秦、四年擊敗項羽，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之諸多條件。其次探究劉邦何以能戰勝其軍事能力和擁有之勢力皆勝愈自己之項羽，論文分別從項羽和劉邦的出身、項羽

的才幹和人格特質，以及劉邦與項羽兩人因人格特質不同，面對、處理事情的態度和方式，做分析比較，逐一探討劉邦勝項羽之因素。最後，以《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為文本，就刪省字句、改動字句和訂補史事記述三方面，逐一探討〈高帝紀〉承襲〈高祖本紀〉的情況。

新譯史記(六)列傳(1)(增訂二版)

為了解決正史之祖的問題，作者韓兆琦王子今 這樣論述：

　　司馬遷所撰的《史記》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它不僅是一部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歷史鉅著，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在中國史學與文學上的影響既深且鉅，研究文史者幾乎無人不讀《史記》。本書為最新的全注全譯本，擁有多項特色：正文以金陵書局本《史記》為據，並參考了多種《史記》版本與校勘著作，凡版本異文、訛誤之處，皆據以更正及說明；注釋吸收、參考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與前人舊注的長處，並作了大量的更新與增補，史實典故一律注明出處，古歷史紀元皆標示西元紀年，地名則有古今對照；相關考訂與評論能萃取前人研究成果

之精華，提出注譯者獨到之見解，並特別注意二十世紀以來考古發掘的新成果；語譯則力求通俗流利，不僅忠實於原意，且能傳達出原文的氣勢與鋒芒。期能提供讀者閱讀與研究《史記》最大、最佳的幫助。 　　本冊為「列傳」，《史記》「列傳」有七十篇。分類記敘了上起古代下迄漢代，各類人物的事跡與社會的種種樣貌，並涵括邊疆各國的概況。   注譯者簡介 韓兆琦 　　一九三三年生，天津市靜海縣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復旦大學古典文學研究生畢業。歷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中國《史記》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史記箋證》等二十餘種相

關著作，為著名的《史記》與傳記文學研究專家。 原文總校勘者簡介 王子今 　　一九五○年生於哈爾濱，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岩畫學會副會長。出版學術專著有《秦漢交通史稿》、《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古史性別研究叢稿》、《史記的文化發掘》、《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秦漢交通史新識》、《秦漢社會意識研究》、《秦漢交通考古》、《東方海王：秦漢時期齊人的海洋開發》、《秦漢稱謂研究》等。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二七九九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二

八一三 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二八二九 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二八五五 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二八六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二八八七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二九一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二九八一 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三○○七 卷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三○七五 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三一三三 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三一六五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三一八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三二○九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三二二九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三二六一 卷七十七　魏公

子列傳第十七   三二九一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三三一三 卷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三三四一 卷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三四○一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三四二五 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三四五七 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三四六九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三五○七 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三五四三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三五六三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三六一一 序 再版說明 　　中國人首重歷史，故歷朝歷代統治者皆為前朝修史，甚至私修史書者亦所在多有。其中，獲官方認可為正史者為紀傳體的「二十

四史」，而正史之祖則為《史記》。《史記》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價值，眾所皆知，司馬遷曾自許該書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實恰如其分。鄭樵更稱讚《史記》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其史學地位可見一斑。 　　有鑑《史記》於學術與文獻價值如此重要，敝局十餘年前即不惜巨資，特邀素有「《史記》研究權威」美譽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韓兆琦教授，總承擔《新譯史記》的注譯工作。皇天不負苦心人，歷經多年的稿件往返，終於在二○○八年完成付梓，正式問世。 　　《新譯史記》出版迄今，八年有餘。在此期間，獲得廣大讀者的迴響，各界方家皆給予肯定與指教，獲益良多。其中，對於

版本校勘與正文標點的處理上，亦得到不少寶貴的意見，不勝感激。敝局秉持嚴謹出版的精神，藉再版之際，特別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帶領年輕一輩的研究學者，在尊重本書原稿基礎上，針對正文部分，校以清代金陵書局刊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同時檢視正文句讀分斷，遵從漢語習慣並參考凌稚隆的《史記評林》等古籍斷句本，重新律定規範予以標點斷句。誠如〈校記序〉所言：「將平時閱讀《史記》、使用《史記》的一些心得融入到這項工作中，可以說新見紛紜。其創新理念和求實精神，對於《史記》的理解和使用，創造了更好的學術條件。這樣一部《新譯史記》的問世，對於《史記》學研究、古代文獻研究、秦漢歷史文化研究，都是有積

極意義的。」期以百川納海、精益求精的態度與精神，修訂往昔疏漏，增補最新研究。相信在這麼多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定能使本書內容更加完善，以符合廣大讀者的殷殷企盼。 　　本書在眾人齊心努力下，終於完成修訂再版的工作。在此除要感謝編輯部同仁群策群力以成此書外，更要感謝參與校勘工作者王子今教授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因為有他們的細心修訂，方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程。本書雖經敝局細心核校，猶恐疏漏，尚祈各界方家不吝賜正，以使本書俾臻完善。 三民書局編輯部　謹誌 二○一六年十月 校記序 王子今　 　　「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寶庫中的珍貴歷史文獻，規模宏大，篇幅浩繁，共計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約四

千萬字，以大致統一的紀傳體史書的體例，比較完整、系統地記錄了先秦至明王朝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對於這一正史系統，不僅歷史學界，整個人文科學體系都不能不予以充分的重視。「二十四史」有多種版本，時代較近也較知名的有清武英殿本、張元濟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以及陸費逵主持排印的《四部備要》本等。近年又有形形色色的新注本以及白話今譯本等出現，以滿足不同社會層次的閱讀需要。 　　古籍整理的基礎是點校，而點校是一項極其繁難的工作，其成果自然難以完美無瑕。即便耳熟能詳的版本，亦存在若干問題，不少學者相繼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錯誤和矛盾。如筆者這樣的文獻學基底非常薄弱的研究者，在使用時也偶有發現。因此，重新點校「二十四史

」，確實有其必要性。念茲在茲，恰逢三民書局邀約為《史記》點校，遂得以略盡棉薄。 　　《史記》在「二十四史」中位列第一，是公認的歷史文獻的經典，亦為文史學者共同看重。前儒學者在點校《史記》的工作上盡心盡力，對於文獻學基礎上的《史記》研究大有推進，但是仍不免微瑕。對於點校中的個別問題，或一仍其舊，或遷就成見，迄今未能改正。 　　如金陵本《史記》卷四四〈魏世家〉：「（魏文侯）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魏文侯十三年）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史記》中雖兩處分述，說的卻是一次事件。史事與秦統一進程相關，因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繁龐」，前儒學者在點校此兩處文句時，未能

前後參照比對，因此造成卷四四〈魏世家〉作「繁、龐」，判作兩地；而卷一五〈六國年表〉則作「繁龐」，以為一地的情形。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作「繁龐」，空間位置標定在今陝西韓城。現在看來，「繁龐」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繁龐城」條：「繁龐城，在今陝西韓城市東南。《史記‧魏世家》：文侯十三年（西元前四三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清一統志‧同州府二》引《縣志》：『繁龐城在縣東南。』」嵇超、鄭寶恆、祝培坤、錢林書編《史記地名索引》也作「繁龐」。可惜坊間多個版本皆未能校正疏誤。 　　又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

用事。」隨即有關於「始皇廟」的討論：「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所謂「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之「西雍」，張守節《正義》：「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提出兩種解說：第一：「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第二：「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其實，「西雍」應斷讀為「西、雍」。是說「西」和「雍」。「

西」，在天水禮縣。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合著《西漢水上游考古調查報告》等有關考古收穫的總結，這裡進行的秦早期遺跡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均獲得有重要歷史文化意義的成果，其中明確可見禮祀建築遺存。 　　又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中有對於「南楚」地方的一段著名的論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幹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

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這是對於「南楚」生態環境、資源條件、經濟水準和民俗風格的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介紹。其中，「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句，一般常見的標點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依據為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以為「江南」即「丹陽」。然而，張守節《正義》則以為丹陽「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張守節《正義》以為標點為「江南、豫章、長沙」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他以

為「江南」在這裡並非與「衡山、九江」、「豫章、長沙」並列的郡國名，而是言「大江之南」的方位指示語。按照張守節的說法，「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句，正確的標點應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的意見也許是符合《史記》原意的。也有「豫章」先「江北」後「江南」之說。《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列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裴駰《集解》：「豫章在江南。」司馬貞《索隱》：「按，杜預云『豫章在江北，蓋分後徙之於江南也』。」於是有「江北」「豫章」和「江南」「豫章」的分別。司馬貞《索隱》引晉人杜預言，見杜預《春秋釋例》卷六〈土地名〉「豫章」條：「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

，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也。」宋代學者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九〈地理〉有「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條，就此有所討論。看來，《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使用「江南豫章」說，以「江南豫章」區別「昔」「江北」「豫章」，這種可能性，或許也是存在的。 　　在文字校勘方面，我們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審酌乾嘉學者相關著作，以及中、外專家的新近研究成果，以正刻本之訛。如金陵本卷七〈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王念孫《讀書雜志‧史記第六》：「《漢書》作『比』，定陶在東阿西南，不得言北。比、北字相近

，故訛為北。」是以校改作「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又如金陵本卷九〈呂太后本紀〉：「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云：「築長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此言『三年始築，六年城就』，誤矣。」瀧川引沈家本亦曰：「《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月』之誤。」遂改正文作「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九月城就」。再如金陵本卷四○〈楚世家〉：「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張文虎《札記》：「召二子在下文，此不當闌入，蓋後人妄竄。」據刪「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二句。至於段落的重新安排，則依「所載史實的完整性、時序性與差異性，或析或合，

因文制宜」的原則，通盤考量，務使文意貫通、脈絡井然。 　　通過對這部史學典籍的研讀可知，《史記》的點校，作為難度很大的工作，尚有拓展與深化的學術空間，是可以集思廣益，不斷推陳出新的。 　　此次點校，一批比較年輕的秦漢史學者：孫聞博、李琰、孫兆華、楊繼承、鍾良燦、李蘭芳、杜曉、董家寧、于天宇、呂壯、尚宇昌等承三民書局安排，共同參與對《史記》進行了自己新的史學文獻學探索。他們將平時閱讀《史記》、使用《史記》的一些心得融入到這項工作中，可以說新見紛紜。其創新理念和求實精神，對於《史記》的理解和使用，創造了更好的學術條件。這樣一部《新譯史記》的問世，對於《史記》學研究、古代文獻研究、秦漢歷史文化研

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謹以以上簡言片語，感謝三民書局的文化雄心、宏大視野與積極努力，感謝參與者的學術熱情、求實精神與工作效率。 　　這部新的《史記》學著作問世，相信必定會受到眾多《史記》讀者的歡迎，也將為以《史記》為文獻材料的史學與文學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礎性的學術條件。 二○一六年中秋於北京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