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情歌香港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花束集：捷克民族傳說集

為了解決浪漫情歌香港的問題，作者KarelJaromírErben 這樣論述：

　　★ 捷克公認最偉大童話故事作家埃爾本經典敘事詩，出版百年首次授權繁體中文版！ 　　★ 13篇敘事詩，搭配13幅細緻蛋彩畫插圖，絕美詩集描繪捷克民族不朽精神！ 　　★ 捷克當地流傳最久遠的民間傳說與童話，送給世界最真誠的警世箴言！ 　　★ 關於愛與死亡、幸福與懺悔的古老傳說，娓娓道出捷克傳統社會嚴謹的道德觀！   　　《花束集》是作者埃爾本根據畢其一生採集而來的捷克民族傳說故事，以敘事詩的體裁進行創作成集。一篇篇遞層且相互呼應的寓言或是警世箴言，不僅成功地詮釋捷克傳統社會嚴謹的道德觀，也完美地描繪出捷克民族的靈魂。捷克文學家、音樂家與藝術家深受其影響，包括史麥塔納（Bedřich Sme

tana, 1824-1884）、聶魯達（Jan Neruda, 1834-1891）、德弗札克（Antonín Dvořák, 1841-1904）、楊納傑克（Leoš Janáček，1854-1928）與馬爾蒂努（Bohuslav Martinů, 1890-1959）等，皆紛紛以各種文學作品、音樂或是藝術方式來表達對於民族主義意識抬頭的渴望。其中，最為知名的應是德弗札克在1890年代創作的四首交響詩，其文本取材便是來自《花束集》四篇同名詩作：〈水妖精〉、〈午間女妖〉、〈金紡車〉、〈鴿子〉。而〈水妖精〉也是德弗札克於1900年完成的著名歌劇《露莎卡》（Rusalka）中的角色靈感來源；知

名捷克導演布拉貝茨（F. A. Brabec, 1954）於2000年擷取其中七篇敘事詩成功拍攝同名電影《花束集》，橫掃2000年「捷克金獅獎」最佳攝影獎、最佳音樂獎等四項大獎。直至現代，本書一直是捷克小學重要的捷克文學基礎教材。   　　埃爾本對於《花束集》原版的十二篇敘事詩也有別出心裁的安排。作者就每首敘事內容的屬性採鏡像排列：同書名的開場詩〈花束〉與最末篇〈女先知〉都是關乎國族命運的寓言；第二篇〈寶庫〉與第十二篇〈女兒的詛咒〉則是講述母與子的關係；第三篇〈新郎衫〉與第十篇〈柳樹〉論及男與女的關係；第四篇〈午間女妖〉與第九篇〈水妖精〉則提及人與超自然力量的關係；第五篇〈金紡車〉與第八篇〈札

霍爾的刑床〉談論的是內疚、懺悔以及最終的救贖；第六篇〈聖誕夜〉與第七篇〈鴿子〉則是對比幸福與悲傷，以及愛與死亡。這樣極具巧思的篇章排列，漸層遞接，如同書名，好比一紮花束。   好評推薦   　　「中文讀者，對英美德法等西歐北美的浪漫主義作品，多半耳熟能詳，但對東歐民族的浪漫傳統認識，尚待開發。《花束集》中譯本的出版，正好可以彌補此一不足，十分可喜。」──詩人 羅青

浪漫情歌香港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哭出來就好了： 以台灣抒情歌曲探討哭泣淨化作用

為了解決浪漫情歌香港的問題，作者張紘輔 這樣論述：

本研究關注「聽歌聽到哭」的社會現象，並以台灣抒情歌曲為媒介，首先探討抒情歌曲文本之「敘事完整度」、閱聽人之「依附型態」對閱聽人聆聽抒情歌曲時的影響。接著，本研究對「以音樂說故事」聞名的徐佳瑩、艾怡良、魏如萱三位金曲歌後的幾首作品進行文本分析，並以「敘事完整度」為指標做敘事分析，再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訪問了15位閱聽人，年齡介於18到29歲，並與閱聽人討論「閱聽人經驗」、對作品的「移情感受」與「同情欣賞」，最後討論受訪者的「哭泣」、「淨化」、「愉悅情緒」的經驗。本研究發現，抒情歌曲文本中的「敘事完整度」愈低，愈容易勾起「閱聽人經驗」，而「依附型態」也會影響閱聽人對抒情歌曲文本的詮釋。另外，「閱

聽人經驗」的高低將分別導向「移情感受」與「同情欣賞」，且抒情歌曲將引導閱聽人「哭泣」、「淨化」、得到「愉悅情緒」。

通俗與經典

為了解決浪漫情歌香港的問題，作者陸潤棠 這樣論述：

　　本書橫跨幾類文本論述，有英語學習的探討，流行文化的分析，電影及舞臺演出的評論，以及一些往事掠影的散文和短篇。內容有通俗淺出的、亦有較學術性深入的闡述。 　　「通俗篇」的文章環繞着流行音樂與文化，「經典篇」的文章觸及文字及媒介表達的問題，結尾部份加入七篇有關「啓蒙與成長」主題散文和創作，構成一往事掠影的卷外篇。 　　這本集子的文稿都是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東扯西湊，毫無心理壓力下寫成。文體帶點像西方自十九世紀流行的Causerie味道，這種書寫又稱Causeries du lundi，英語即 Monday Chats，具文藝性之餘，亦可下具家常，街談巷議，而不需服膺一般

學院式的Publish or Perish 的標準，在人到「聽雨僧廬下」的境地，亦誠一樂事。

華文現代主義的旅行與變貌： 以上海、香港、南洋為路徑（1930～1970）

為了解決浪漫情歌香港的問題，作者鄧觀傑 這樣論述：

本論文關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至七〇年代，華文現代主義文學於華文文學圈中的流動與變貌，意圖在已有的「西方/日本/中國」現代性地圖中，加入「南洋」與「香港」的位置。相對於西方和日本這些明顯的他者，南洋與香港是曖昧的領域，這些地區雖然不受中國政權所控制，但僑居其中的大量僑民與資源，卻不斷吸引當權者將之籠絡到「中國」之中。這些域外之地也成為中國文人接觸「現代」的通道，先是晚清以降大量中國知識精英經由香港與南洋抵達西方，許多人甚至就此滯留在當地。後1949年流離的中國文人以香港為中轉站，除了台灣之外，另一個受歡迎的避難地則是英殖民地新馬。中文現代性隨著這些中國知識精英肉身的流亡各地，形成各異的樣貌。華文

現代主義的旅行因而並未停止在中國，南洋與香港不但很早便參與了中國現代派的文學計劃，爾後又在彼此交流間演化出各自的樣貌。三地文人來往的狀況、外來與本土的辯證、現代主義在華文社群的不同發展，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本論文第一章緒論，確立問題意識並進行文獻回顧。第二章開始討論現代主義的「中國/南洋」之路，此部分討論的重點是位於上海的暨南大學，以及聚集在其中的南洋僑生社群。上海暨南大學是二〇年代中國唯一以華僑為招生目標的學校，成立之初便明確表示要以西方和日本殖民活動為典範，借南洋僑生之力前進南洋。然而在暨南大學的僑生也不是單向地接受這些論述，他們在暨南大學成立社團並創辦雜誌，參與上海各樣藝文活動之餘，也宣

言要「創造南洋文學」。歸返祖國的僑生在上海反而發現了自身，時間上和馬來亞作家第一次對「南洋文藝」的自我發現幾乎同步。中國與南洋借助彼此定位自身，在文學裡完成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想像。此部分將以黑嬰作為討論個案。出身於印尼的黑嬰在上海留學期間寫下大量新感覺派作品，後期卻忽然轉向革命寫實主義。他因而展現出上海的南洋僑生在「中國與南洋」和「現代與寫實」的兩重矛盾，一方面試圖以新感覺手法融入上海與中國人身份中，另一方面又受到革命話語和南洋經驗的牽制。在南來北返之間，南洋一方面參與了上海現代主義的建構，另一方面也從中萌動了最初的自我意識。第三章則針對現代派的南下，探究現代主義在「上海/香港/南洋」之間的往復

，劉以鬯的經歷正是這類南來文人的典型。劉以鬯在上海出生長大，早年與新感覺派文人過從甚密，1948年後他在南洋與香港之間輾轉流離，最後才落腳香港，開始他後半生的文學工作。劉以鬯的南洋與上海經驗無可避免地滲透到他的現代主義寫作裡。在他後來的香港小說中，南洋被浪漫化為懷舊的想像，用以逼現出南來文人對香港的思考。另一方面，面對擁有中心地位的上海，劉以鬯也並非單純地排斥或擁護。藉由轉化上海新感覺派擅長的「視覺化書寫」，劉以鬯在接納上海影響的同時，又將之化為建構香港主體的方式。以劉以鬯為例，我將說明五〇年代現代主義者如何面對自身的流動，以及「本土」認同的複雜糾葛。第四章則討論1955年以降，現代主義在「香

港/南洋」之間的旅行。新馬與香港同為英殖民地，加上冷戰與美援的助力，兩地文人的互動越加頻密。不同於劉以鬯回返香港的選擇，一部分南來文人到新馬之後便定居於當地，而本文關注的重心是香港與新馬「友聯社」及其旗下的《蕉風》雜誌。在香港南來文人黃崖主持下，《蕉風》一邊經由港台翻譯輾轉引入西方現代主義文本，一邊強調本土的文學實踐，形成新馬現代主義最初的風貌。弔詭的是，黃崖雖然是新馬現代主義的重要推手，但他對現代主義的破壞性經常感到不安，其作品也大多為通俗取向。在黃崖的理解中，現代、通俗與反共並行不悖，因而呈現出另一種現代主義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