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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日期標示與臨界期之消費者安全認知

為了解決爱在西元前第3季的問題，作者李珮嘉 這樣論述：

食品標示是消費者與產品間交流的介面。在眾多標示內容當中，又以日期標示最受消費者重視；惟目前國內對食品在日期標示的型式、標示的位置和標示的方式並無明確的規範，已造成消費者在採購上的困擾。因此，本文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探討消費者對食品日期標示的意見。另外，另一個與日期標示相關的議題就是食品的臨界期，臨界期的長短會影響消費者對食品價值的認定。故本文另一個目的即是要針對不同保存期限之食品，探討消費者在不同臨界期下，對食品價值的認知。本文藉由問卷調查發現：1. 受訪者喜好「西元年/月/日」的標示型式、「製造日期+有效日期」的標示組合、「包裝正面」的標示位置和「壓印」的標示方式。另外，絕大多數的受測者表示，

食品的日期標示必須統一。2. 在不同的性別、年齡、月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中，「女性」、「年齡較高」、「月收入較低」以及「教育程度較低」，對於食品在各種臨界期的價值認知較低。

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毀家廢婚論(1900s-1930s)

為了解決爱在西元前第3季的問題，作者陳慧文 這樣論述：

本論文所探討的「毀家廢婚論」是以一夫一妻家庭及終身婚制為批評對象，或以廢除一夫一妻家庭及終身婚制的社會為願景的一種論述。傳統中國社會以父系家庭為主，對家庭倫理極為重視，然而這套長期穩定、不可冒犯的家庭倫理制度卻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抨擊。隨著中國與西方的接觸日益頻繁，西方人迥異於中國人的小家庭生活、男女社交、群己觀念等，以及個人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漸為國人所知，在中西文化的激盪下，譚嗣同《仁學》(1899-1900出版)和康有為《大同書》(1901-1902完稿)這兩本對既有家庭婚姻觀念和制度有所批判的儒學著作，為近代中國的毀家廢婚論吹起了序

幕的號角。 1907年6月，日本和法國同時出現了中國留學生創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東京《天義報》和巴黎《新世紀》，這兩份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都刊載了不少提倡毀家廢婚的文章。1911年武昌起義後，滿清政府不再能箝制言論，在1911-1912年間，國內紛紛出現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團體，且皆主張廢家族、不婚姻，如：中國社會黨、社會黨、心社等，但這些團體不久即因袁世凱的專制而遭到打壓。袁政府下台，五四運動爆發後，各種思想學說，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毀家廢婚論在自由的時代氛圍中，得到寬廣的發表空間。許多青年男女試圖將毀家廢婚的理想化為真實，或是組織新村、工讀互助社或類似團體，或是堅持獨身主義

，或是與相戀的對象非婚同居，試行毀家廢婚的生活。至1930年立法院制定《民法》時，毀家廢婚的議題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但在1930年底《民法親屬編》公布後，毀家廢婚論便暫被擱置，雖仍有少數發表，但已不再為人熱烈談論。綜上所述，就現有資料看來，近現代中國的毀家廢婚論主要發軔於晚清康有為寫作《大同書》(約1902年完稿)、譚嗣同《仁學》出版(1899-1900)，經過民國初年集會結社盛行、五四時期學風多元自由的發展，至1930年底《民法親屬編》公布後漸趨沉寂，因此，本論文主要以1900s-1930s這三十幾年間中國關於毀家廢婚的論著為主要討論對象，為勾勒其思想淵源及歷史框架，亦論及古今中外的相關論述

。為了闡述這三十幾年中國毀家廢婚論其後在中國掀起的風暴，和在台灣曾有的餘波，在本論文第六章結論將概述1949年兩岸分裂的局勢形成後，毀家廢婚論在中國和台灣不同的發展，並介紹台灣新興的毀家廢婚論，分析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毀家廢婚論對當代毀家廢婚論者可能的啟示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