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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商船罷工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吉田茂寫的 日本前首相和你談歷史：明治維新×軍備改良×戰後困難×經濟崛起，從民族性看日本現代化的進程 和《嚮導週報》,陳正茂的 嚮導【全套5冊不分售】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崧燁文化 和秀威資訊所出版 。
國立中正大學 勞工關係學系暨研究所 楊通軒所指導 金維倩的 我國特別休假制度之研究 （2014），提出現代商船罷工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餘暇、特別休假、勞動基準法、特別休假工資。
而第二篇論文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含碩專班) 陳信行所指導 陳婉娥的 碼頭工人—台灣戒嚴時期中的勞工行動 （2010），提出因為有 認同、地緣政治、勞動體制、機械化、派系、高雄港、碼頭工人的重點而找出了 現代商船罷工的解答。
日本前首相和你談歷史：明治維新×軍備改良×戰後困難×經濟崛起，從民族性看日本現代化的進程
為了解決現代商船罷工 的問題，作者吉田茂 這樣論述：
曾經只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國， 面對列強紛擾，日本從最初的鎖國被迫打開港口， 該堅持武士道精神，還是學習西方文化？ 歷經數次口水戰，天皇終於決定引進西式教育，走向經濟現代化， 然而，改革的道路永遠不會暢通無阻…… 二戰後，面對巨額賠款，日本如何振興財政，再一次創造經濟奇蹟？ ◤從鎖國到開放：日本如何改變自身處境？◢ ▎廢藩置縣，中央政府委任縣知事 中央集權制度形成，德川時代那些控制大量土地的藩主實質性地失去了自己的權利。承認土地自由買賣，並廢除了農民和土地的隸屬關係。 ▎廢除身分等級制度 停止武士的俸祿，人們必須依靠職業，例如教師、官吏或企業家等來保障自
己的生活，並讓國民擁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 ▎現代化軍備 學習西方各國軍備制度的知識，吸取德川末期軍備改革的經驗，激勵全國民眾保衛國家的決心，以全新的思想創建了現代式的軍隊。 ◤現代化進行式：轉型陣痛期與面臨的挫折◢ ▎改革的代價 政黨的出現打破了政治家之間的統一，天皇和元老組成的最高領導階層被取代，但是繼任的第二代領導者們卻無法透過共同的經驗和思想基礎統一論調。不成熟的政黨政治容易產生腐敗，官僚文化使那些積極擁護民主主義的日本人逐漸對現實政治產生了抗拒情緒，而鄉下人民則擔心國家的優良傳統被丟棄。 ▎軍國主義失策 領導日本軍權政治的人們只把眼光局限
於亞洲，無法正確理解美國的想法和歐洲的政治走向，一味認為締結三國同盟就能改善日本地位，在中日問題上獲利。儘管國內包括天皇在內，有不少人都反對戰爭，1941年12月，日本還是毅然發動了與美、英的戰爭，導致了後面的一系列悲劇。 ◤二戰之後：暫時的困難與重振經濟體系◢ ▎主要城市成為廢墟，人民夾縫中求生存 首都東京是日本境內最大的城市，從1940年到1945年，東京人口從670萬銳減至280萬人。大多數人只能在臨時搭起的小屋裡避風防寒，交通也在猛烈的轟炸中也被破壞殆盡。日本的商船隊完全消失了，就算能夠從國外買到原料，也沒有運輸條件。就是在這樣重重的惡劣條件下，日本的工業生產能力大
幅度下降。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為了抑制戰後的通貨膨脹，新政派人物提出了一種理想化的政策：以新的體系平衡薪資水準與物價。然而，黑市的出現打破了物價標準，勞工也因無法領到生存所需的薪資展開罷工，日本開始了物價與薪資的惡性循環。 ◤經濟奇蹟：日本何以從戰敗國躋身世界強國？◢ ▎道奇的政策 1949年初，底特律銀行董事長道奇提議在日本制定嚴格的平衡預算，結束日本的通貨膨脹，控制用在資助出口和進口的補助金，將日本經濟穩步地置身於商業的基礎之上。 ▎韓戰爆發，刺激日本經濟 當日本正處於一個不依靠補助金資助、努力奠定進出口基礎的時候，韓戰爆發了。軍需物資在日本訂
貨，海外市場也開始全面繁榮，日本的商品輸出有了突飛猛進的成長，整體經濟有了明顯的好轉。 ▎農業技術成長，促進國家生產力 政府實行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了佃農，提高了佃農們的生產熱情。戰後糧食困難，農民高價出售糧食，累積了大量資本，並研發農業技術。戰後20年，農民的數量減少了，農業生產卻足足成長了一倍。 本書特色 本書共有五章，其中前四章按照時間先後，將近代日本的百年史劃為四個階段：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戰後的困難時期以及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的時期，並逐一對其做出具體論述，在最後一章中，吉田茂做了一個簡短的總結，並滿懷希望地提出了日本未來的計畫和構想。
我國特別休假制度之研究
為了解決現代商船罷工 的問題，作者金維倩 這樣論述：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造成勞動力的變化，勞工自身之勞動意識和就業形態產生多樣化，因此對於工作時間的限制所根據之權利基礎不再僅止於健康權的保護，改轉向與人格形成和發展相連結之餘暇論，要求進修和學習時間的調和。我國勞動基準法自民國73年公布施行以來歷次修正調整，其目的無非在健全勞雇關係、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身心健康，關於特別休假之規定，30多年以來卻從未修正或增訂，餘暇權的保障需要靠休假來實踐，然我國特別休假制度真的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本文以「文獻分析法」從已有的資料與文獻中做系統性分析，並以「比較研究法」，針對他國法規制度提出彙整及說明，以利相較差異或優劣，作為日後台灣法律增訂或修改的方向與建
議。首先簡略介紹ILO相關公約或建議書等及他國或地區特別休假制度，藉由比較之觀點，研究是否有值得我國制度師法之處。後針對我國特別休假沿革、立法目的與法律性質做一剖析，並說明我國勞動者於勞動基準法上之特別休假權的成立要件，並針對實務操作常見問題，探究特別休假權相關問題。期望能對於我國現行特別休假制度提出改善及修法建議，助於該制度運作更為順暢，並能使勞動者之權益獲得更完善的保障，更易於取得特別休假來改善生活品質。台灣關於特別休假之規定過於簡陋，所以常見使用行政函釋解釋規定，造成行政解釋凌駕於法規之上，而法院判決常援引行政函釋，忽視法規要件，造成判決偏頗。勞資雙方對於特別休假目的之誤解，造成特別休假
被當作抵充事假或病假之用，甚而資方為節省人事成本，對勞工行使特別休假諸多刁難，造成休假困難。另外，行政函釋解釋不清，而雇主、人資不懂勞動法令而錯誤解讀並承襲老舊錯誤觀念，以上種種皆造成勞工特別休假權利備受侵害。針對上述情形，實應修改法令、完善法規、加重罰則，取消因年度終結應休未休日數之工資並增加鼓勵休假制度，且取消因年資累進特休假日數，改為固定統一給予一定日數，可減少計算上之爭議。而勞工應有特別休假期日指定權，並仿效德國增列工時帳戶制度，來避免休假碎片化。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法律宣導、人資訓練並鼓勵企業建立代理人制度，使勞工更願意且更容易使用特別休假，達到提升生活品質之目的。
嚮導【全套5冊不分售】
為了解決現代商船罷工 的問題，作者《嚮導週報》,陳正茂 這樣論述：
《嚮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創辦的第一份政治機關報，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創刊於上海，由陳獨秀題寫刊名，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後擔任主編。後因受軍閥取締，遂遷至北京；其後又繼遷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出版發行，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停刊，共出版二○一期。《嚮導》是中共適應局勢，及時調整宣傳策略的一種新形態的黨報媒介。該刊主要發表政治、時事評論文章，以宣傳中共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並以指導群眾鬥爭為主要任務。 《嚮導》始於中共草創之初，終於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之際，在問世的五年間，正值中國現代史上驚濤駭浪、風雲詭譎的時刻。期間歷經軍閥混戰、陳炯明叛變、國民黨改組、黃埔建軍、
孫中山決定「聯俄容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孫中山逝世、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黨內左右派之爭、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崛起、國民革命軍北伐、寧漢分裂與合作等。這一連串影響現代中國政局與命運甚鉅之事件，在《嚮導》中皆有記錄。 在國共合作形成後，《嚮導》除繼續宣傳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外，亦對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作了重點宣傳，是中共當時對群眾最有影響力的機關刊物，被譽為是四萬萬苦難群眾思想上的「嚮導」。該刊主要作者群為：陳獨秀、李達、瞿秋白、彭述之、伍豪（周恩來）、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等，時事評論皆為第一手見證，見解獨到，具有相當地史料價值。本次在絕版五十年後重新彙齊復刻出版，以供
研究。 本書特色 1.《嚮導週報》共二〇一期，本套書係依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於一九六三年三月發行之《嚮導》（影印）第一集至第五集進行全套復刻，穿線精裝，絕版五十年後重新集結出版。另附二〇一期總目錄，當中有刊登的期數、文章名、作者名等，檢索極為省時便利。 2.《嚮導》主要發表政治、時事評論文章，以宣傳中共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並以指導群眾鬥爭為主要任務。該刊主要作者群為：陳獨秀、李達、瞿秋白、彭述之、伍豪（周恩來）、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等，時事評論皆為第一手見證，見解獨到，深具史料價值。
碼頭工人—台灣戒嚴時期中的勞工行動
為了解決現代商船罷工 的問題，作者陳婉娥 這樣論述：
以親緣、血緣連帶而集結起來的高雄港碼頭工人，在1946年的集合主要因素來自於地緣政治。在封閉式的勞動關係中，因為地緣政治組織起來的作業分組，使碼頭工人發展出同鄉派系。工人在勞動現場中所群聚起勢力，使工人在勞動現場具有與港務局進行經濟協商的實力。然而工人以地緣政治作為認同的因子卻受到機械化作業以及碼頭勞動零細化分工的挑戰。在機械化作業引進後，受到碼頭裝卸作業重新編組與分工，碼頭工人以地緣作為作業分派的模式被改變了，工人在改變的過程中，原本以地緣為連帶的工人派系，轉為以技術作為工人連帶。雖然工人連結彼此的「結拜兄弟」關係沒有改變，但傳統以地緣為核心的結拜，在1965年之後，轉變為以技術為核心、兄
弟關係為連結。自此，工人間以地緣政治為認同的派系走入歷史。碼頭工人的技術認同在1997年高雄港民化再一次遭到挑戰。1997年高雄港務局執行高雄港民營化政策，碼頭工人分散受雇於不同雇主，在不同的雇傭現中，碼頭工人喪失了「集體」，成為零散化的個別勞工，原有的集體協商力量也隨之破碎。技術認同終究未能成為使工人在零細化作業與個別雇傭關係中凝結成集體勢力。勞動體系一但消失，工人的技術認同也將隨著「不存在的勞動現場」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