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歷史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黃禍：從傅滿州看西方人的東方恐懼

為了解決種族歧視歷史的問題，作者弗瑞林 這樣論述：

從〇〇七、蝙蝠俠、神鬼奇航到鋼鐵人，都可以找到最典型的壞蛋：高瘦、禿頭、兩撇鬍子，看起來陰險猙獰，他是傅滿州，一個名聲響亮不下於福爾摩斯與德古拉爵士的經典角色，是百年來中國恐懼的代表，化身為一人的黃禍。●一場世紀末的「黃禍」　　清末民初的中國正值一片混亂，內憂外患，饑荒連年，完全無法「禍害」任何人，但西方人卻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中國人看成一種威脅，理由讓人百思不解。但更讓人不解的是，這個「黃禍」思想為什麼會那麼根深蒂固，乃至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人的形象繼續受到扭曲，屢屢受到散播電腦病毒、製造空氣汙染和操縱匯率者的指控。●為社會問題尋找替罪羊　　相映於黃禍思想，另一種概念在19世紀的英國蔓延。

中國城、鴉片窟變成一則流行神話：在狄更斯的筆下，鴉片館不是一個社交場所，而化身為罪惡的淵藪。這個形象影響深遠且深植人心，最終與各種對中國人的看法混合在一起：吃醋（不甘心於英國女人被中國男人娶走）、宗教恐懼（「面目可憎的神像」和「古怪」的出殯儀式）、飲食偏見（吃狗肉、貓肉和老鼠肉是不正常）和尋找替罪羊心理（為船員的大量失業、凌亂的街道和堆積如山的垃圾另找理由）。●自大眾娛樂誕生的傅滿州　　20世紀初一個角色誕生了，他是個比起中國領導人，大多數的西方人更熟悉的人物：傅滿州。這個英國作家羅默筆下的反派角色，其高大的外型、狡詐聰明的特質，百年來被反覆重現：〇〇七系列的反派取材於傅滿州的不同特質，好萊塢

電影中需要的東方壞蛋屢屢是傅滿州的變形。羅默當年利用「黃禍」與「中國城」想像所創造的傅滿州形象，成為跨世紀偏見的代表人物，比起抽象概念，這個視覺化的形象更容易傳播久遠。●為長久以來的偏見驅魔？　　直到今日，仍有分析中國威脅論的著作，宛如是現代版的「黃禍論」文本，彷彿百年前對中國人口數量、軍事力量、經濟發展的諸多恐懼從未遠離。本書從小說、舞台劇、電視影集、電影等大眾文化切入，從對中國人的異化想像討論到恐懼東方的擬人化。直到今日，我們在無數影視文化中看見的傅滿州正是「黃禍」概念的凝結化身，是中國恐懼的最佳代表，而本書便是希望為所有冠冕堂皇的論述和娛樂十足的通俗成見「驅魔」。◎國際好評弗瑞林這部作品

聰慧，充滿知性趣味，對西方的黃禍焦慮的分析鞭闢入裡。它也反映出作者對有潛在豐饒性的題材獨具慧眼。──《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弗瑞林對愛德華時代的中國恐懼症及其各種文化顯現知識深厚。他寫的這部文化史既好看，又包含許多精彩插圖（包括古早的明信片、書籍封面、海報、電影劇照和漫畫）……弗瑞林把一段可恥的種族歧視歷史娓娓道來，又提醒我們，別以為同樣的心態已不復存在。──《衛報》（Guardian）涵蓋範圍之廣闊讓人動容，插圖豐富，弗瑞林講述的故事引人入勝。──《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對一個出奇長命得的現象的精彩探索，細節豐富有趣，處理的是一個對今日仍有重要

性的大課題。──芬比（Jonathan Fenby） 作者簡介弗瑞林Christopher Frayling是我們時代研究興趣最廣泛的文化史家，著作眾多（包括吸血鬼電影和義大利西部電影的研究），又曾為成功的電視紀錄片系列（題材涵蓋廣告、中世紀和圖坦卡門）撰稿和主持。除了是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院士，他在一九九六至二ＯＯ九年之間任皇家藝術學院校長，至今仍是該校的文化史榮退教授 。他的其他公共職位包括英格蘭藝術委員會主席、設計委員會主席、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受託人。譯者簡介梁永安台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完成約近百本譯著，譯有《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老年之書》、《文

化與抵抗》、《帕德嫩之謎》等書。 導讀自序 緒論 日落 第一章 羅默與一位無雙的支那人 第二章 狄更斯和吐霧公主 第三章 在鐃鈸飛揚的店招下 第四章 「一點點娛樂……」第五章 化身為一人的黃禍 第六章 「世人必會再次聽到我的聲音」鳴謝 注釋 中英對照及索引 導讀「黃禍」：西方的恐懼與東方的英雄楊瑞松一、薩伊德的啟發與挑戰　　本書作者弗瑞林以他和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在一九九五年的一場餐會對話作為本書的開場白。在當時餐敘中，他提及薩伊德的名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認為它雖然充滿洞見但卻有兩個相關面相並未觸及：其一

是大眾傳播媒界在創造東方主義的偏見和刻板印象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為中國個案的研究，亦即中國作為東方主義思維下的「他者」，並未包含在薩伊德以伊斯蘭文明為主之研究對象。　　根據弗瑞林引述，薩伊德當時顯然同意作者關於上述兩個面向的指陳，薩伊德不僅分享了他本身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成長的經驗，談到一些有關本書主角傅滿洲的電影如何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負面刻板印象，同時也樂見有心人能夠就大眾傳播文化如何形塑西方人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過程來進行深入探討。由此觀之，從學術研究傳承的脈絡而言，本書可謂一方面是延續薩伊德對於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如何以負面刻板形象來「他者化」非西方文明的後續研究，特別是補充《東方主義》一

書中幾乎沒有談及的中國面向；另一方面，從方法論角度而言，本書特別側重大眾傳播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電影和小說對於現代關於異文化和外國人的形象的傳播建構，以及這些形象的公共影響力。　　事實上，薩伊德本人對於大眾傳播文化的影響的研究也並未缺席。不曉得和上述一九九五年間和弗瑞林之間的對話有無關連，薩伊德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報導╱遮蔽伊斯蘭》（Covering Islam）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該書的副標題 How the Media and the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媒體和專家如何決定我們看待我們以外的世界），明白

地展示他對於大眾傳媒形塑他者的批判態度。但是該書的主要例子，仍然是以伊斯蘭文明為主。從書中的封面設計為一位穿著阿拉伯服裝的持槍瞄準的人，同時反過來被一手持照相機的西方記者所瞄準，即可看出這本書的主旨。簡言之，這種解析掌握西方大眾傳媒之手的霸權論述，如何再現（represent）非西方的他者，從而強化西方對於非西方的偏見的主題，也正是本書的根本關懷。　　另一項有趣的對比則是薩伊德和弗瑞林均提到了個人成長經驗和其著作的關係。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坦言該書儘管有許多理性和學術性的探究分析，而且其中一大部分均得感恩自他所受到的西方近代學術思想傳統的啟蒙；但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他也從未忘卻在他自己成

長的經驗過程中，他是如何經常被以一個「東方人」來看待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同樣地，弗瑞林在反省到他個人從事此項研究動機時，提及他自己兒時成長記憶過程中，一些有關中國人的負面刻板印象如何在生活學習過程中，經由大眾傳媒的影響而很「自然地」成為腦海中深刻的印象。弗瑞林因而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表述：「所有這一切真的非常難以從腦袋拔除。不消說，我的學校裡沒有東亞或華裔學生，而作為旅遊目的地的中國也是遠在天邊。所以，印象變成了『規範』，連學校裡的老師也視之為理所當然。在一個層面上，我寫本書是為了驅魔。」　　也正因為弗瑞林在此處所指出的「驅魔」作用，我們或許更可以理解何以這一本主要是探討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誕生的

小說虛構人物的著作，卻在第一章中花了許多篇幅聚焦於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弗瑞林顯然有意將近代的中英關係，特別是以香港從鴉片戰爭到一九九七的歷史發展，和他所要探討的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偏見的課題加以連結。很顯然地從弗瑞林看來，所謂「英國帝國主義」在現實中一百多年來在中國的發展，和近代西方對於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偏見，兩者之間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前述弗瑞林自謂的「驅魔」之著作意旨，不難看出弗瑞林懷抱著反省甚至有幾分懺悔之意來回顧大英帝國在近代擴張的歷史。而這樣的反省意圖也可謂是後殖民研究的一項特色。弗瑞林從一九九七年的香港「回歸」前後的公共論述，看到了包含召喚「傅滿洲」等有關中國人之負面意象評論

再度出現，同時也引述了許多中國人關於國恥和民族恥辱的論述。弗瑞林的用意似乎在於指出，種種的偏見並未隨著歷史而消逝，相對地，因為這些偏見所造成的歷史傷痛也依然是公共記憶的重要環節。比較令人遺憾的是，弗瑞林在此處大都以「中國人vs.西方人（英國人）」的框架來討論所謂文化之間的衝突和歷史記憶的衝突，此舉固然符合本書的主旨，但是就弗瑞林以一九九七年的香港政治命運轉折為焦點來看，香港或香港人在上述框架下卻可謂成了薩伊德《東方主義》一書中著名的卷頭語：They cannot represent themselves. They can only be represented.（他們無法再現自我。他們只能被

他人再現。）的最佳寫照。換言之，在這一場檢討反省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的論述分析中，香港成了失去話語權的角色。雖然本書發行於二○一四年，但是弗瑞林對於香港的描述，似乎停留在書中他在二○○七年左右的觀察：「回英國前我去了一趟香港探望朋友。中國企業在香港的活動看來比九七以前還多，把整個城市炒得火熱。很多人曾預言『一國兩制』行不通，說香港的繁榮將因回歸而萎縮，但預言顯然沒有成真。」這種似乎是審慎樂觀的香港前景描述，恐怕還有待歷史的檢驗。從另一角度而言，如果能夠超越僅僅將香港視為中國的國恥象徵，而能仔細檢視香港在一百多年來所累積東西文化混雜交滙的豐富歷史經驗，同時重新思考香港在一九九七之後和中國之間各種

政治和文化之間的爭議衝突現象，從而思考本書所要探討的跨文化之間彼此認知的課題，或許如此一來更能深化本書課題的探討。二、黃禍：作為歐洲人的「他者」　　本書的斗大主標題「黃禍」（The Yellow Peril）一詞雖然相當醒目，但是對於不是相當熟悉近現代歷史的讀者而言，它的確切意涵可能不是很清楚。所幸弗瑞林的副標題可謂相對地明確，它明白指出本書的主旨乃是探討有關傅滿洲博士和「仇恨中國心態」興起的課題。弗瑞林之所以用黃禍的大標題來涵蓋傅滿洲等課題，其靈感或許是來自本書研究對象的傅滿洲系列小說中的一句原書作者對於傅滿洲的定位描述名言：「化身而為一人的黃禍」（The Yellow Peril inca

rnate in One Man）。事實上，本書的第五章即是引用這句話作為該章標題。　　誠如弗瑞林所言，本書既然是本「驅魔」之作，是要將深入人心的一些成為理所當然的意象，重新檢視其如何被創造和流傳的過程，因而弗瑞林在本書的主要篇章中花了許多心力來探究傅滿洲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其小說角色創造者羅默（Sax Rohmer）思維的歷史文化背景。他探索了傅滿洲博士的起源，解析十九世紀文學和淺俗東方主義（pop-orientalism）的文化背景，並分析「鴉片窟」（opium den）的觀念如何被建構和中國城形象被應用在小說上。此外，他認為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的歌舞雜耍劇院、大眾週報和淺俗文學對於羅默（傅

滿洲角色的創造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提供了大眾意識中黃禍焦慮的靈感。最後，弗瑞林針對小說的經典文句加以仔細分析，並且解析電影改編版的角色情節的種族偏見和歧視的大眾影響力。種種這些探討即是要回答弗瑞林自己所提出幾項重要主題：「黃禍思想何所來自？它們又是怎麼被蒸餾成為單一個虛構角色（傅滿洲）？為什麼黃禍情結那麼有韌性，能歷時一百五十年而不衰？自它第一次被構想出來以後，黃禍觀念的意義發生過哪些變化，有過哪些舊瓶裝新酒？」　　從文化史的解析角度而言，弗瑞林可謂扮演偵探的角色，不僅將小說和電影文本加以分析，同時也考察了小說創造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包含了十九紀以來種種對中國和中國城的想像論述。弗瑞林在這些探

索過程中，也彷彿是一位時空旅遊的嚮導員，帶領本書的讀者探究傅滿洲的前世今生，重新見證這位虛構人物誕生的場景以及它如何藉由小說和電影角色成為黃禍的化身。　　就戲劇效果而言，不論是原系列小說或是本書，運用這種將小說主人翁和一個令人聳動的符號（黃禍）相結合的手法，的確可以達到吸引讀者的作用。而本書也的確對兩者的關連性有相當細緻的分析。可是如此一來，或許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會誤以為黃禍的主要意涵即是和傅滿洲相關，尤其是從本書的標題得來的印象所致，因而忽略了黃禍在近現代歷史上的複雜意義和多元樣性。　　所幸本書在內文中對於黃禍意涵的複雜性也有提及。例如在本書的卷頭語所引用的《韋氏新國際詞典》對黃禍的注解，即

提到了大量東方勞工湧入西方的情形。此外，在第五章中，弗瑞林在介紹十九世紀末以來關於黃色人種的各類歧視偏見論述時，對於有關黃禍的意涵有以下的簡要說明：「這種威脅被認為有四方面。首先是軍事威脅：如果為數龐大的中國人變成一股戰力，那中國會在世界上舉足輕重將是遲早的事。這不是不可能的，因為日本就曾出乎所有人意料，先後打敗中國和俄國而成為強權；另外，「拳匪」亦曾對現代武器表現出無所畏懼。其次是經濟威脅：如果中國人吸收了現代工業和資本主義，他們的產品必然會淹沒世界，而外國商人在中國的主宰地位亦將很快消失。第三是中國移民或說中國「群氓」的威脅：「中國城」的道德敗壞是眾所周知。最後是人種威脅：「白人的人種純度

有可能因為通婚而受到汙染。這四方面的威脅全濃縮在順口好記的『黃禍』一詞。」換言之，從弗瑞林提及的這些例證即可看出，黃禍意涵有其相當複雜的歷史面向，而所謂黃禍威脅論的興起和十九世紀末以降全球政經文化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牽涉到當時西方的公共論述對於西方霸權可能遭受到來自亞洲的挑戰和威脅的各種想像和論述。　　弗瑞林以上的相關說明也點出了所謂黃禍恐慌的一項重要基本因素：為數龐大的中國人口。針對這一項因素，英國史家 Kiernan 在分析「黃禍」觀念的興起時，則提出了一項耐人尋味的看法。儘管 Kiernan 認為黃禍觀念的形成，可謂東西方在混亂交會認知下的後果。然而他在結論中，卻將此種心理恐懼的根源，追

溯至人類文明開始意識到人口成長，將會導致禍害的危機意識之投射反應。他基於一種近似「人口論」論述邏輯的危機意識，因而對此種「黃禍」危機意識有了一種「同情的了解」，他認為「一種有益的本能提醒人類過度繁殖的禍害。中國人太多了，英格蘭也將人口過剩。不管形式看來如何荒誕，『黃禍』觀念是人類文明在面對人類過度繁殖的夢魘時，退縮表現的某種起始點。人類的多產已成為文明最大的禍害，不僅在經濟面上而且更在心理層面上」。Kiernan 同時也特別提醒他的讀者要留意近代歐洲的政治文化情境：「歐洲人發源自小城市與民族國家，對令人暈眩的數量特別敏感。對他們來說，亞洲代表的就是數量驚人；歐洲只能以較優勢的技術與之對抗。」　

　由此觀之，如果說造成黃禍威脅的心理恐慌的最顯著原因應是一種對於「巨大人口數量」的恐懼，那麼以狡猾奸詐的傅滿洲博士作為黃禍的具體展現，雖然可以說是小說家發揮了想像創意，挪用了此符號且利用了它所表的一種恐懼意涵，但也因而將原先主要是對於「量」的恐懼轉化為對於單一個人之「質」的畏懼。這種轉換或許有助於吸引大眾讀者沉醉於書中戲劇性角色彼此之間各種爾虞我詐的鬥爭鬥智的情節，但卻不免使本書主人翁傅滿洲所代表之「黃禍」的意義和原先歷史上的重要意涵之間產生相當大的落差。　　此外，也因為本書是以一位神祕傳奇中國人物傅滿洲為主的分析作品，所以另外一個歷史上「黃禍」的重要意涵也因而較少被提及：日本。事實上，從十九

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後，新興的日本即已被視為是來自亞洲的新軍事霸權，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日俄戰爭的結果更是促成大量以日本作為黃禍的主要代表的想像和論述。日本本身，或是以日本為首的中日聯盟力量，經常被描繪成一種將對西方白種人文明構成巨大挑戰力量的「黃禍」。過往的中文著作關於在西方論述中，日本也是作為「黃禍」的另一要角的分析並不多見。對此課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日本學者飯倉章所著的《黃禍論と日本人》。該書所提供的對各類型的以日本作為黃禍主題的諷刺漫畫之分析，也可呼應本書所強調的大眾文化傳播效應如何型塑一般大眾的心態，特別是對於一知半解的異文化和族群的想像和認知。三、黃禍在近代中國　　本書的主旨是針對西方

文化圈所創造出來的「他者」形象對西方人本身的影響之探討。職是之故，無論是廣義的「黃禍」意象或是傅滿洲角色對於中國的影響並非是本書探討的重點。然而，如果對於此一歷史面向稍作理解，或許也能對於本書的文化傳播的跨文化現象有另一種體會。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尤其在甲午戰爭之後，晚清改革思想關於種族的論述，充斥著以白種人為優秀人種的標竿，但同時又強調唯有黃種人能和白種人並駕齊驅的論述。傳統中國華夷之分的天朝中心觀，逐漸地為優勝劣敗的人種生存競爭世界觀所取代。在這樣的新世界觀主導之下，晚清的新思維，主要關注在如何證明黃種人的優越性，而非正式檢討西方以膚色為區別標準之種族論述中，存有本質論性質的謬誤，或是駁

斥其所包含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偏見。這樣的心態，在康有為對「大同之世」的理想世界描述中，可謂表露無遺：「故至大同之世，只有白種、黃種之存，其黑人、棕種殆皆掃地盡矣。惟印度人略有存者，亦多遷之四方，而稍變其種色」；「白人黃人才能、形狀相去不遠，可以平等。其黑人之形狀也，鐵面銀牙，斜頷若豬，直視若牛，滿胸長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如此直截了當地將黑人「非人化」式（不管是外貌或是智性）的描述，和西方白人優越論者將有色人種「野蠻化」的論述相比照，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於晚清的改革思想而言，上述世界觀的重要功能，無非是要強化唯有黃人能和白人平分秋色的論斷。但是，如此「色彩鮮明」的黃種意識和黃

白對抗的觀念框架，能夠在晚清迅速成為改革思維之重要支柱的原因，除了上述西方思想中，受到種族觀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外來因素」之外，晚清的國族想像中，所謂「黃帝為共同始祖」的建構想像，也具有推波助瀾和相輔相成的作用。簡言之，在「黃種人」認同意識的框架下，晚清以降思想界競逐詮釋「想像的共同體」的種種特徵，成為一種「種族化」的國族論述。職是之故，來自西方的「黃禍」，正是在晚清強烈的「黃種人」意識所逐漸滋長的文化環境中，「侵入」了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在此異於歐洲思想文化脈絡的思維環境中獲得了它的另一種「identity」，反而成為具有正面性意涵的符號。　　無論是改革派的梁啟超或是革命派的鄒容，都運用

了「黃禍」來強調「我族」具有令人生畏的強大力量來激勵人心。例如梁啟超在其詩作〈出軍歌四章〉即有「一輪紅日東方湧，約我黃人捧。感生帝降天神種。」、「全球看我黃種黃，張張張！」、「黑鬼紅番遭白墮，白也憂黃禍。黃禍者誰亞洲我，我我我！」等稱頌黃種人和黃禍的詩句。而鄒容則在其流傳甚廣的《革命軍》一書中，以「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的話語，大聲疾呼漢族應發揮種族之潛力，完成反滿建國的使命。　　若上述這些英雄化的「黃禍」形象，還不夠具體，那麼在一九○三年間出版發行的宣揚革命之小說《自由結婚》，可謂是西方來的「黃禍」，在近代中國變身為「英雄」最具戲劇性之呈現。這部小說以回顧一個名為「愛國」的強國的歷

史發展為主軸（事實上，「愛國」即是作者心目中百年之後的中國）。而「愛國」之所以能成為強國，正在於「愛國」的歷史中，出現了一位革命英雄，其大名就叫做黃禍。黃禍，這一位愛國將軍之子，從小立志要為父報仇並洗刷國恥。這篇小說正是以黃禍，這位充滿愛國熱情的革命志士，如何冒險犯難，以斬除上述三類邪惡的「他者」（實際上的指涉為：滿清政權、外國勢力、同清政府合作之漢人）為己志，而展開的故事。如果鄒容所宣揚的「爾有黃禍之先兆」，還只是一種略帶模糊，具有神話意味的感性訴求，在《自由結婚》中時空倒敘的敘述架構下，黃禍已成為有血有肉，具體形象的革命英雄人物。　　行文至此，相信眼尖的讀者應該已赫然發現，原來早在傅滿洲誕

生於西方文化界的十年前，另一位也可謂是「化身而為一人的黃禍」的小說角色就已經出現在晚清的小說界。更有甚者，這位在較早於晚清出現的黃禍化身，還真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道道地地黃禍。雖然東西兩位化身都具有令人生畏的力量，然而，相較於傅滿洲乃是代表著集智慧和陰險於一身的「黃色威脅」，雖然源自東方，卻潛藏於西方社會且幾乎無所不在，企圖摧毀西方現有勢力而建立一個新的「黃色帝國」之大陰謀家形象，晚清小說家所創造出來的黃禍，則是一位愛國民族英雄，一心一意為國除奸之正義英勇的象徵。　　我相信無論本書的作者弗瑞林或是傅滿洲的創造者羅默，對於上述晚清時期所再現的正面英雄化黃禍形象，應該會感到無比的訝異和迷惑。可是

如果我們能意識到跨語際和跨文化的思想文化傳播過程中，往往出現各種意想不到再詮釋和再創造的情況，則上述兩種黃禍化身的有趣對比或許就不足為奇了（近年來許多日本宅男用萌少女形象具體化所謂「日本鬼子」符號，即是另一有趣例證）。事實上，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較為輕鬆的心情，單就大眾文化的娛樂效果來考慮，意識到大眾小說或電影往往企圖以虛幻誇大手法，光怪陸離的情節來吸引讀者觀眾的性質，那麼在現今全球形形色色文化交互混雜的情境下，假以時日或許也不無可能出現一部由東西雙方的黃禍化身大對決的小說或電影；更何況單單以傅滿洲這樣充滿濃濃「滿洲味」的名字，恐怕就足以惹惱另一位以反滿革命為畢生職志的黃禍英雄，從而展開一場另類的

「正義vs.邪惡」的奇幻大鬥法！　　至於歷史上黃禍原先複雜的意涵，不妨就留給歷史家們去操心吧！二○一七年十月本文作者楊瑞松為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歷史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洛杉磯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 緒論 日落這一天給人的感覺就像大英帝國的最後一天，時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鑽禧誌慶剛好一百年（日期也只差一個星期）。我說的是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是日四點三十五分，在直轄殖民地香港的新古典主義風格港督府內，總督彭頓一身藍色西裝，站在面向維多利亞港的前草坪一個小台座，目視米字旗從花崗岩門廊降下。中國是在一八四二年為砲口所迫割讓貧瘠的香港島，在一八六○年割讓九龍半島，然後又在一八九八年經過談判把新界

租借給英國。彭頓在任五年，這位末代港督（第二十八任）是政治家而非外交家或中國通，所以他的任命當初受到頑固漢學家和老派殖民主義者激烈反對。反觀香港第一任總督（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自封）卻是個艦隊司令。當彭頓一九九二年七月宣誓就職時，被委以的重任是確保香港主權平穩過渡，務使中英雙方不失尊嚴。時任外交大臣的赫德說過：「這是我們帝國故事的最後一章……不應該讓它以襤褸的方式結束。」隨著米字旗在那個六月天下午降下，號角吹起了〈最後崗位〉。副官把（摺好和放在寶藍色墊枕上的）旗交給港督時，皇家香港警察樂隊在毛毛細雨中奏起〈天佑女王〉，繼而是慢板的〈友誼地久天長〉。官方座駕勞斯萊斯骨董車載著彭頓穿過大鐵柵門，

前往濱海空地參加黃昏告別遊行典禮。自此，港督府不再是女王陛下代表的家，這還是一八五四年以來頭一遭：自第四任港督寶靈爵士以還，歷任港督都是以港督府為官邸。寶靈懂多種語言，其中一項成就是點燃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六－六○）。

種族歧視歷史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團體協約法第13條禁搭便車條款之研究—兼論美國代理工廠條款法理之啟示

為了解決種族歧視歷史的問題，作者李若雯 這樣論述：

本文研究主題為我國2011施行之團體協約法第13條「禁搭便車條款」之制定背景、緣由及適用爭議，並為求更理解納入該條但書之「代理工廠條款」概念，兼論及美國代理工廠條款之源流及發展。 本文第二章將探究美國代理工廠條款概念之形成、源起及其於美國勞動法上之法源，藉爬梳歷年美國最高法院之重要判例，勾畫出該條款於美國體現之價值演進。第三章則回歸我國，首先，為使禁搭便車條款於我國誕生之背景更為立體，本章將先概述我國整體集體勞動環境之大環境歷史，範圍上自日殖下自後解嚴。再依序聚焦於我國團體協約法之立法史及禁搭便車條款之出現及演變。接著則探討該條款施行後之適用情形及爭議，先列舉實務上簽訂之團體協約中禁搭

便車條款之內容，並針對2016年華航禁搭便車條款事件為較深入之闡述。第四章則對美國代理工廠條款及我國禁搭便車條款就核心爭議、背景制度及法律層次為比較，參照他山之石後，本文將嘗試論述我國禁搭便車條款之合憲性及適用性，並對禁搭便車條款於我國可能遇到之爭議試圖提出解決方式。第五章為結論，本文認為，禁搭便車條款可有效達成避免勞工間不當競爭及促進工會協商權之立法目的，縱其對個別勞工之消極團結權及雇主與個別勞工之契約自由造成干預，亦不違背比例原則，故得通過合憲性檢驗，在我國有其適用性。 然本根於我國之反共、戒嚴背景，我國「御用工會」現象嚴重，本文認為，雇主的確可能於與工會簽訂禁搭便車條款後，又與法理

上同樣具備協商權之御用工會簽訂具備相同勞動條件之團體協約，以此促成勞工實質「搭便車」，進而打壓實際具備協商動能之工會，遇此情況，可循不當勞動救濟途徑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