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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灣史套書：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共五冊，隨書附贈「日治時期寫真館明信片」一組七張)

為了解決花蓮獨立文具店的問題，作者簡永彬,高志尊,林壽鎰,徐佑驊,吳奇浩,王惠君,彭威翔,蘇碩斌,林月先,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徐明瀚,陳家豪 這樣論述：

圖說台灣史， 用影像和文字記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 ※隨書附贈「日治時期寫真館明信片」一組七張※ 　　套書共五冊。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 　　乘著寫真館的時光機遨遊臺灣， 　　從寫真了解臺灣，重建昔日生活場景與共同記憶。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由於攝影技術和文化的普及，寫真館（照像館）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攝影不僅開啟民風在民間蔚為風潮，官方也委託民間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 　　◆臺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逾300張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 　　西方攝影術發明至今已180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日治時

期臺灣有一群攝影師，這些人可不是拿著大砲拍小模的外拍部隊，他們是受過專業攝影訓練，埋頭研究技法的家裡蹲。「三原色碳膜轉染印畫法」、「漆金祕法」是他們與日人寫真館分庭抗禮的不傳之祕。這些攝影專家平時喜歡在寫真館內玩自拍，也喜歡拍攝扮裝的女人。他們是臺灣攝影技術的源頭，將生命的熱情與精力注入鏡頭中，刻印出當時人們的生活景致。 　　這是臺灣攝影第一個繁花盛開的時期，豐富而珍貴的照片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大眾生活的樣貌，再度凝視那個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改編自2010年《凝望的時代》展覽專書，重新編輯並增補數篇從臺灣史角度書寫之專文，以及作者新近的採集和研究，如業餘

攝影家李火增、謝金俊等，以臻至完整。 　　本書從臺灣攝影的源流和先行者開始追溯，繼而敘述日治時期攝影術和寫真館的蓬勃發展、寫真館的特色與庶民記憶，並詳述臺灣總督府如何藉由發行寫真帖與繪葉書，記錄臺灣並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本書也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探討寫真師的創作，將寫真師與攝影名家並列，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寫真館攝影的獨特定位。這本少見綜觀臺灣寫真歷史圖文並茂的著作，堪稱臺灣攝影史詩鉅著。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新莊、艋舺、西門、大龍峒、圓山、劍潭》 　　四百年前大臺北地區人煙稀少，觸目所及多為荒煙蔓草的景象。臺北如何發展到今日繁榮的盛況？本書透過歷史文獻、照片、建築圖、

地圖和實地訪查，構築起臺北的發展脈絡。 　　十八世紀的臺北不似今日，當年天龍國沒有龍，只有羅漢腳。漢人隨著航運移居至此，開闢土地，興建寺廟、形成街市。從清代的開拓、日本的建設到戰後的發展，留下許多精彩故事與經典建築。 　　本書作者透過歷史文獻、檔案資料、舊照片、建築圖和地圖或石碑等遺物，加上實際走訪調查，從實際留存下來或留存於影像中的建築和街景，及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故事，以清代、日治時期到戰後的時間軸，串起臺北都市空間變遷的過程。從新莊、萬華和相鄰的西門町地區，到北邊的大龍峒、圓山和劍潭，作者將臺北分成四個地區，從重要建築的興建、時代的背景和市街的發展，來看各地區空間發展的故事。 　　

新莊最初因稻米生產和外銷而興起為市街，在日治時期市區規劃後街屋新建立面牌樓，從留存的構造和裝飾可以想像曾經有過的繁華。萬華的名稱來自舊名艋舺，這裡曾經是原住民駕著小舟往來淡水河邊的港口。由於大陸移民及兩岸貿易往來，萬華繼新莊之後發展成熱鬧的市街。清代興建寺廟和市街，經過日治時期的規劃，紅磚街屋櫛比鱗次，擁有全臺灣學生人數最多的小學。其中「剝皮寮歷史街區」仍保存清代街道的樣貌。 　　西門町原來是窪地，日治時期開始興建街屋，日本商人在此經營各種商店，提供來臺日人生活所需，開啟了西門町的商業發展。窪地填高後形成新市區，西門町日益熱鬧，轉型為時尚區。大龍峒、圓山和基隆河對岸的劍潭地區山明水秀，從清代

以來就是關係密切、共同發展的地區。清代時同安人在此定居，興建四十四坎街屋和保安宮，日治之初日本人設立圓山公園及對面的臺灣神社，後來民間也興建孔廟，在今天成為花博公園和圓山大飯店等重要地標。 　　從建築的興建過程及其建築特色，可以知道這四個地區因開發時間和所在地理環境而有不同的地區特性。本書構築臺北歷史、建築與空間的發展脈絡，細說臺北從清代的開拓、日本人的西化與和風建設、戰後的發展、家族崛起的故事、產業轉換與公共政策的發展過程，帶領讀者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阻隔，見證這段地虎變天龍的歷程。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制服從何時開始？有什麼意涵？ 　　制服如何成為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 　　

本書揭開「制服帝國」的身世之謎。 　　制服是許多人成長的共同記憶，也是最令人難忘的身分印記。臺灣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穿著制服？卡其制服從何時開始流行，讓臺灣在戰後戒嚴時期成為卡其制服帝國？回溯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日本的統治下，逐步換穿各式標準服裝。 　　在日治初期二十年間，臺灣各級學校的制服百花齊放，日籍學生著和服，臺籍學生穿長衫，原住民穿「番服」，呈現多元雜糅的面貌。一九二○年代以後殖民政府強化控制力，洋式制服與當時流行的洋服同步，逐漸成為官方認可和推廣的學生制服。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制服也因應戰爭的需求與氛圍，而有「國防色」（卡其色）和「迷彩裝」式的學生制服。 　　透過本書的描繪，制

服具體而微地成為我們可以辨識時代變遷的重要符號。作者也觀察到，日治時期學生制服的變化，與日本的殖民政策、教育制度、民間社會的服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制服的配件、學校對制服的服儀檢查、當時制服的價格、購買力，以及各個角色對於制服的觀感，也是本書關心的面向。想看看母校在日治時期的制服是什麼樣子？一百年前臺灣學校的制服款式，都將在本書中呈現。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這裡是清代的「府前街」、日治時期總督府前的「本町通」；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總督府成為總統府。 　　重慶南路見證了近代臺灣的權力交替與政經流轉，也帶動了附近區域的發展； 　　重慶南路是政經樞

紐之路，也是充滿故事的道路。 　　臺北城中故事發生的舞台大抵在清代臺北城的範圍，涵括今天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日治時期的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一帶街區。這些街區在日治時期市區改正後，逐漸展現出現代化城市的面貌。這一帶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在城中故事裡，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引領讀者進入城中各個階段由生至衰、由沉潛再次轉型的軌跡。 　　城中重要的道路──重慶南路，是交通輻輳之地，緊鄰總統府、西門町、臺北火車站，與西門町、中華商場，形成一大商圈。這條路在清朝的舊名為「府

前街」、「文武街」，在日治時期稱為「本町通り」，到了1947年重新命名為「重慶南路」。雖然只有短短三公里，卻曾經是政經文化的樞紐，連結起城中的繁榮，在1970-80年代達到顛峰。 　　在日治時期，因應都市計畫需求而形塑了現代風景，經過兩次市區改築，建築街景大致已形塑。1910年代市區改築時興建了臺北消防組、攝津館、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1920年代後期則設立了辰馬商會、日本生命保險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新高旅館、西尾商店、辻利茶鋪、新高堂書店、臺灣銀行、總督府、臺北高等法院、民政長官官舍、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等。在近二十年的拓展過程中，重慶南路的建築街景與地標於焉成形。 　

　在1980年代以前，重慶南路書店林立，聲勢壯大，文字與思想在此匯聚交流，成為全世界華文圖書出版最重要的一條街。而書店街的歷史啟動器，就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高堂」，1898年起創辦人村崎長昶從小型文具商發展為書店龍頭，於是新高堂書店、西尾商店、新起町一帶的東陽堂和鹿子島等，及榮町的文明堂、杉田等書店在一百年前形成書店街，並進行空間大改造。除了本町通和榮町通的日文書店外，大稻埕太平町也曾經發展出另一條書店街，如蔣渭水的文化書局、連雅堂的雅堂書局、謝雪紅的國際書局，儘管曇花一現，卻都是日治時期新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 　　戰後，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的老字號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以

及經銷教科書的臺灣書店、戰後第一間本土創辦的東方出版社、迄今仍具規模的三民書局、被譽為那個年代最好的文星書店……，都匯聚在重慶南路這塊沃土上。書街上各種知識與各式風景相互混雜。這些書店各有專擅，成為各個世代重要思想養分的汲取地。在白色恐怖時期，重慶南路書報攤是禁書的流通點，滋養並啟迪了黨外政治與思想。從臺灣書店、東方出版社，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民書局等編修辭典起家的書店，再轉到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文化社群，街道騎樓上周夢蝶書攤子、禁書書攤和文星書店，蔚為一片生態盎然的書森林，作家季季因此寫下：「文星和明星，印刻了我來臺北後最早的寫作記憶。成為我日後不斷想要重返的生命場域。」還有西西：「經過

周夢蝶的書攤子的時候，我們停下來看看有沒有甚麼書店裡不可能再找到的詩集。譬如：一些很舊的詩集，流速緩慢、流域不廣的詩集，靜默的詩集，等等。」曾幾何時，這片茂盛的書森林逐年凋落成零星的枝葉，令人不勝唏噓。 　　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的星巴克，在日治時期曾經是「茶苦來山人」三好德三郎的辻利茶舖。三好德三郎在此販售老家的宇治綠茶和臺灣的烏龍茶，透過參與一場場茶葉共進會、博覽會，投入大量的行銷廣告，讓臺灣烏龍揚名國際。這位居臺四十年、埋骨台灣的日本名流也積極參與公益與政治活動，穿梭於官民之間調和鼎鼐，讓人們看到這位有「民間總督」之稱的三好德三郎精彩鮮活的人生。 　　走到中華路，戰後隨國民黨政府撤退

來臺的軍民在1950-60年代於中華路鐵道旁搭起棚屋聚落，進行商業活動。棚屋拆除後，1960-80年代在新建的八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華商場聚集成繁華的景象，各式商品、各路人馬在此川流不息，形成中華路和中華路兩側地景與庶民生活變遷史。在中華商場裡的家鄉味餐館、學生制服訂製店、電子零件行、唱片行等商店，帶領人們神遊那段經濟起飛的年代，令人玩味。　　 　　本書時序涵蓋清領、日治至今，每頁故事既個別又半透明地相互疊合，其中的街廓紋理、城市歷史、建築、人物、產業都交互滲透在每個時代的切片裡。雖然現在重慶南路上旅館、藥妝店、餐廳取代了昔日的人文景觀，但過往仍一直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一幕幕生動的場

景。昔日勝景不再，逝去的城區地景與記憶也無法逆轉，所幸我們仍可透過書籍的出版，重新捕捉重慶南路街區的歷史細節，比過去更了解過去。 　　★《從臺車到巴士：百年臺灣地方交通演進史》 　　人力轎子、兩輪牛車、四輪汽車、多組路輪火車、輕軌電車、高速鐵路…… 　　一百年來臺灣地方交通的演變就是一場革命！ 　　可否想像，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牛車與轎子曾經是臺灣這塊島嶼最主要的人貨運輸工具？一百年多來，臺灣的地方交通一日千里，從有限的人力、四腳獸力、蒸氣力到無汙染的電力，陸上交通的演變就是一場革命。人力轎子、兩輪牛車、四輪汽車、多組路輪火車、輕軌電車、高速鐵路……，不論是劉銘傳從中國引進蒸汽火車、日治

時期縱橫臺灣南北的縱貫鐵路，或是今日風馳電掣的高速鐵路，都在在改變了臺灣的地景，也牽動了臺灣人的交通習慣，而交通形式的改變更深深影響了臺灣社會的發展。 　　從人類交通文明史來看，可分為傳統型個人交通工具、半近代大眾交通工具、現代型大眾交通工具，有的幾乎在同一時間登場。　　　　 　　轎子是清代臺灣最主要的客運業，而牛車是最具代表性的貨運業。臺灣的轎子是漢人入臺時引進的，為了配合臺灣的地形地物而顯現出「輕巧簡易」的一面。牛車在臺灣又稱「板輪車」，據說在中國沒有臺灣牛車這種交通工具，盛傳是在荷蘭時代從東南亞引進臺灣。臺灣牛車的形制是兩輪，由三片木板拼成，相當於一個成人的高度。由於清代臺灣路況不佳

，遇雨即泥濘不堪，如果不到這個高度，車輛勢必會被卡住。另外，臺灣西部平原河川、溪流眾多，當水位較低時，牛車可運用此一高度的優勢，直接渡河。 　　清末以後，臺灣引進了人力車、臺車等「半近代大眾交通工具」。人力車的發源地是日本，這項交通工具出現在明治維新時期，同樣與日本的近代化有關，但卻是典型的「和製新事物」，用來滿足日益增加的市鎮或都市人口移動的需求。就在1888年，劉銘傳從中國引進人力車到臺灣。 　　由世界各主要先進國家的經驗來看，都市化的出現和都市人口的暴增，成為大眾交通工具出現需求的重要背景。第一代大眾交通工具大多為馬車、馬車鐵道等非機械動力者，第二代大眾交通工具則普遍以第一代為基礎改

良而來，改良的重點是導入機械動力。以歐美而言，主要是從馬車鐵道轉型為蒸汽鐵道、電氣化鐵道與市區電車；以日本而言，則是馬車鐵道與人車鐵道，轉型為蒸汽鐵道、電氣化鐵道與市區電車。 　　十九世紀時，歐美各大城市盛行馬車鐵道，但臺灣未曾出現馬車鐵道，卻大量鋪設了馬車鐵道的孿生物――人力輕便鐵道。所謂人力輕便鐵道，是由人推行固定在軌道上運行的車輛，就像礦場的礦車。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大眾運輸廣泛運用人力輕便鐵道，之後再引入殖民地──韓國與臺灣，其中以臺灣使用密度最高、存在時間最久，從而誕生了交通運輸業的百年企業。 　　「現代型大眾交通工具」是指進入機械動力領域後的交通工具，如鐵道、巴士、電車等。臺灣鐵

道濫觴於清代劉銘傳的鐵道建設，但這段鐵道無法達成貫通全島的初衷，僅完成基隆到新竹的「區間」，因此成為臺灣最初的「現代型地方交通工具」。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在劉銘傳建設的基礎上繼續完成縱貫鐵道及其支線淡水線，再將臺北市區切割成三大部分。而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努力地想完成市區鐵道高架化的工程，但因無法籌得足夠的經費，最終先完成了樺山貨車站，另外也興建了製糖鐵道，並鼓勵臺北鐵道株式會社、彰南鐵道株式會社和臺中輕鐵株式會社等民間鐵道公司的成立。 　　地方交通，特別是都市交通，需要班次密集、機動力高的交通工具，於是人類開發出將機械動力裝設於車廂內部的軌道型交通工具，而市區電車可說是專門為了都市交通所產

生的產物。在臺北捷運出現以前，臺灣幾乎未出現過都市軌道交通系統。不過，早在二十世紀初期，臺灣社會已經開始思考建構軌道系統，以滿足快速成長的都市交通需求，後來演變為一波又一波市區電車鋪設的風潮；此一風潮並未因臺北捷運的興建而結束，反而在近期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及各主要都市的「輕軌」建設獲得延續，橫跨百年。 　　臺灣汽車運輸的基礎擘劃於日治時期。不過，戰前日本帝國的陸運政策是以鐵道為主，汽車運輸附屬於鐵道部門之下，這樣的情況在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徹底獲得翻轉。戰後臺灣在地方道路系統，相較於二戰以前，最重要的突破是「快速公路」的興建。經過大約一百年的時間，臺灣交通建設飛速發展，各級公路交

織出完備道路系統、環島鐵道網、時速超過三百公里的高鐵、六大都會區大眾軌道系統或鐵道地下化、前瞻基礎軌道建設、市區環狀鐵道等議題，都受到熱烈的討論。 　　臺灣下一個百年的交通將會是什麼樣貌？本書細說一百年來臺灣地方交通的演變歷史，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和萬千風貌，在本書中再現風華、展露無遺。 名人推薦 　　《凝視時代》 　　林祟熙（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林志明（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焦糖／陳嘉行（知性藝人）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

藝術檔案中心主任）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 　　李乾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邱博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郭英釗（九典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黃俊銘（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劉淑音（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退休教授） 　　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太陽旗下的制服學生》 　　呂紹理（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

） 　　劉揚銘（制服文化研究者、作家） 　　《臺北城中故事》 　　王惠君（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所教授） 　　文自秀（有度出版社社長、藏書家） 　　石芳瑜（作家） 　　邱翊（台北城市散步執行長） 　　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從臺車到巴士》 　　李為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 　　

（依姓氏筆畫排列） 各界推薦 　　《凝視時代》 　　「由寫真了解臺灣──以文字描述加上想像，遠不如具體的圖像呈現容易明白，因此照片一直是了解過去最重要的利器。十九世紀末歐洲攝影師、殖民者、本土寫真師照片已成為臺灣學者研究早期臺灣攝影史的對象，其中最出色的是中生代的簡永彬先生。我讀過他所編的《凝望的時代》，印象深刻。本次出版的書不僅照片驚艷，還有層次地敍述日治臺灣攝影史的源流、寫真師及其祕技，也特別處理到寫真師、殖民者以凝視的眼光所拍成的照片，最後附有攝影年表，是一本實用、研究兼具的好書。簡先生用照片寫歷史，而我過往只用照片來映證日記的敍述真實，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敬佩之餘謹為之序。」──許雪

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0年出版的展覽專書《凝望的時代》是當時少見綜觀全局的臺灣寫真歷史，尤其聚焦日治時期營業寫真館及業餘寫真家的歷史與作品。此後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家的作品越來越受注目，簡永彬先生更持續深耕，全方位地進行寫真家作品的收集、整理、保存，多次策劃展覽，讓許多攝影前輩的作品廣為人知。2019年本書終於重新編輯和增補出版，其中添增近年簡永彬先生田野收集的資料，可說是2019年臺灣攝影史詩級鉅著，讓大家再度凝視那個臺灣寫真人才輩出，創意無窮的年代。」──鄭麗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教授 　　「《凝視時代：日治時期臺灣的寫真館》是近年臺灣攝影史所見極重要的突

破。此書原是作者簡永彬老師蒐集累積的大量攝影檔案所做的策展，現在加入數篇專文並改寫為專書，堪稱一部豐富的臺灣攝影小史。他將過去較少被重視的寫真館師傅，與攝影史上的名家並列，納入了攝影的美學殿堂，更從風格的角度，賦予早期寫真館攝影一藝術史的獨特定位。從中不僅可看到每個寫真館的紀實特色與庶民記憶，更從技法、材質、觀念等面向，開拓了寫真館攝影師作為創作者的可能性。《凝視時代》不僅融合了史料彙編、議題考掘，也帶我們見證了攝影檔案的力量。」──蔣伯欣，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檔案中心主任 　　《臺北歷史．空間．建築》     「城市是充滿故事的立體書，走在古街上，就是翻閱每一頁精彩的內容。王惠君教授是

最佳導讀的人，她親自調查研究，獲得珍貴資料，我非常樂意推薦這本書給讀者們。」──李乾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 　　《從臺車到巴士》     「本書作者陳家豪博士為近年臺灣學術界栽培、熟悉並有足夠能力運用中英日史料的少數新起之秀，尤其對於臺灣現存眾多日文研究資源，陳博士優越的判讀與運用能力，使得本書內容極為豐富與扎實。此書的完成及出版，除意味臺灣史研究已然進入世代傳承的階段，亦明確標示出新的臺灣經濟史研究不能再以政權交替作機械性的時期區分，必須依研究課題論述之所需，進行跨越政權交替的貫時性研究。儘管此研究取徑具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性與難度，但是卻更能貼近史實，進行更立體及深度

的論述，本書在這方面的展現值得肯定。另外，近年臺灣史在研究方法上，跨領域的整合亦成為研究主流之一，陳博士這本書結合歷史學及經濟學（包括會計學、管理學）的觀點及理論，將爬梳自浩瀚如海的史料、資料群的各種紀錄與史實，以平易好讀的文字，理路清晰地鋪陳論說，應可說是近年臺灣史著作在這方面的佳作，值得稱許與推薦。」──黃紹恆（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教授兼院長）     「本書作者在博士班階段以來的豐富國際經驗洗禮，使其研究總是能立足臺灣、放眼東亞，一再突破既有研究框架，提供給臺灣史學界新的視野與觀點。因此，這本書的書寫風格，雖然完全與作者過去學術發表完全不同，沒有一大堆學理分析、文獻批判與統計圖表，

讀者仍然可以透過平易近人的筆觸，了解到作者長年投入相關領域的深厚底蘊。」──薛化元（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董事長）     「作者在書中展現其對史料的熟稔，柔軟地帶入一般人覺得艱澀的一手資料，置入在海內外蒐羅的珍貴圖片或該時代的新聞、雜誌，使讀者能貼近並感受時代氛圍；作者必然與龍風鳳舞的檔案文書字體以及龐大統計數字，鏖戰過許多夜晚。作者刻意安排的清楚小方塊內容與表格，則讓讀者能輕易地掌握重點，細細品味。舉例來說，這本書經常提到不同時代的交通政策論爭，讓讀者知道臺灣交通發展過程，除了真正獲致實現的建設之外，其實還有不少其他選項遭到割愛，這時候作者會透

過簡單的圖表，讓人很快掌握到不同方案的差異性，再搭配小方塊訴說當下時空背景。」──蔡龍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這本書主要內容圍繞在日本時代，並且往清代以及戰後延伸。如同書名，本書的主角是臺灣地方交通工具，但作者並非單調地將不同交通工具獨立開來討論，而是從人類交通文明史的宏觀視野，對於其源起進行考察，因此讀者不僅會透過本書發現到許多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篇章，還得以有脈絡地認識到不同交通工具的地位以及屬性，以及從傳統到現代的演進歷程。而更特別的是，作者在這本書的許多段落，還特別將臺灣與周邊地區進行比較，不僅再次展現本書宏觀視野之處，亦會讓人在閱讀之餘，感到更加津津有味。」

──洪致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少女少男特攻隊：社區大變身

為了解決花蓮獨立文具店的問題，作者周姚萍 這樣論述：

不怕不夠好  只怕不想改改變是要靠行動的  大家一起來吧！ 　　潘老師有個夢想，希望多種好多樹，讓北回歸線成一條茂密的樹林帶。里長阿公也有個夢想，讓人口外流嚴重，暮氣沉沉的安平里變得生機蓬勃。兩個人的夢想，結合全里民的希望，孩子們組成少女少男特攻隊收集資料，大人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全員投入環境大改造…… 　　住在鄉下的里長伯阿公，聽到兒子女兒要把孫子阿哲帶到都市，很不服氣。他不明白為什麼年輕人只會口口聲聲說鄉下沒前途，卻不肯多花一點心力來改變現況。 　　他看到報導，有位美術老師潘老師在推廣『健健美生活』，許多鄉鎮在他的輔導下變得生機蓬勃。他打算請來潘老師，希望能在他的指導下改變安平里，讓外

出的年輕人跌破眼鏡。 　　潘老師觀察了當地的環境，建議大家彩繪、種樹和挖生態池，他說改造社區不能只為賺錢去迎合觀光客，而是要著眼於當地居民的需求，營造出一個具有地方特色居住環境，這樣才能長久。 　　他們保留大樹，在牆上彩繪，並打算把荒廢的古厝整理成公共空間，並將旁邊的水池整理成生態池。 　　社區的改造需靠全體居民共同努力，所以潘老師給了建議後，便交由里長阿公帶領里民來執行。他自己又繼續上路，去完成夢想。他的夢想是什麼呢？就是請北回歸線上土地的主人捐地，好讓他沿著島上的北回歸線種一整排樹，這樣，大家坐飛機經過時，就能看到一道美麗的綠色線條。 　　潘老師約好和阿哲通信，一方面他想知道社區改造的情況

，再方面執行時遇到問題，他也可以提供意見。 　　阿哲告訴潘老師，安平里的人有的熱心參與，有的指要一旁看熱鬧，不過同學們組織了一個「少女少男特攻隊」，一起打掃鬼屋，收集古農具，並決定發揚地方特色，將古厝定為諸羅樹蛙館，取名「呱呱館」。 　　他們在收集資料時，發生了很大的問題，因為全里諸羅樹蛙知識最豐富的黑松先生不肯配合。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青蛙照片，也有錄影帶。可是自從他舉家北上，回來卻只剩他一人時，他就不再和鄰居往來，每天默默的在池邊養鴨子。潘老師建議少女少男特攻隊要用開放的心情去接近黑松先生，孩子們害怕黑松先生的冷漠，決定先找其他人做和青蛙相關的東西，譬如畫青蛙、摺紙青蛙、縫青蛙布偶、做青蛙下

蛋飲料、烘烤青蛙造型麵包…… 　　除此之外，生態池也逐漸有了規模，周圍野薑花遍布、花叢間蝴蝶飛舞、池裡水蠆、蝌蚪優游，水面上蜻蜓穿梭…… 　　就在大家都覺得希望無窮時，竟然發現，除了黑松先生的田之外，其他田裡都出現福壽螺，公所趕緊派人來指導使用新農藥。這個課題也讓里長阿公反思到底用藥度學蟲害比較好，還是向黑松先生那樣用鴨子除蟲比較好。 　　一次孩子追逐小鴨子，追到黑松先生家的院子裡，大家都很擔心黑松先生會因他們誤闖私人土地而生氣，阿哲卻發現黑松先生對待他弟弟阿宏非常友善、慈愛。有了這個奇特的發現，孩子們便透過阿宏去接近黑松先生。慢慢的，他們知道原來黑松先生到北部時，一次車禍，孩子和妻子都過世了

，只有他活著，他一直很愧疚，每每想起他以前帶兒子去找樹蛙的情形，心裡就非常難過。阿宏很像他兒子，所以他對阿宏特別疼愛。敞開心門後，黑松先生答應提供他收藏的諸羅哇資料給呱呱館，並帶孩子們去找各種青蛙。 　　社區改造終於有了突破性的成功。 　　小學畢業後，阿哲還是跟爸媽北上念國中，但是里長阿公可沒時間難過，因為假日外來遊客多了，他忙著和大家討論更長遠的規畫，像是爭取經費，鋪設腳踏車專用道；邀請黑松先生擔任賞蛙導覽員；更打算拜託黑松先生推廣鴨耕法，讓安平里變成一片不用農藥的清淨土地…… 　　當然，環境變好了，爸爸媽媽帶阿哲回來的機會也更多了。少女少男特攻隊並沒有因阿哲離開而解散，每到假日，他們都會忙

著向外來客推廣他們的社區改造理念，連回來做客的潘老師聽了都忍不住笑起來。 作者簡介 周姚萍 　　兒童文學工作者。著有《山城之夏》、《我的名字叫希望》《種蘿蔔－－熱血大哥的追夢計畫》等小說，《大巨人普普》《妖精老屋》等童話，譯有《四個第一次》、《獅子變小豬》系列等日文童書。 　　創作和翻譯的作品，曾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優良圖書推薦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童書獎」、「幼獅青少年文學獎」、「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小綠芽獎」等。 繪者簡介 鐘燕貞 　　畢業於復興商工美工科，曾任職出版社從事美術編輯和插畫工作，目前是SOHO族。繪過的版品有：《森林共和國》、《臭臉轉學生》、《臺大校園自然步道》、《臺

北城市公園之旅》、《玩藝術學數學》（六冊）； 畫過的封面有：《時報廣場的蟋蟀》、《當三葉蟲統治世界》、《夏日農莊》、《島居歲月》、《香草豆和雞湯塊》、《我的爸爸會賣九層粄》等。

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

為了解決花蓮獨立文具店的問題，作者許倍榕 這樣論述：

本論文探討的，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895～1945）台灣社會的「文學」概念變化。由「概念」角度切入，是希望在分析特定文人及著作的文學論、文學觀念之外，也觸及更廣的範圍，即一般而言「文學」是什麼？為什麼？因此將觀察對象擴及言論界與學校教育，探討其中存在哪些概念型塑的要素與過程，曾產生哪些規範或顛覆，而這些關於「文學」的認識，其生成的歷史、政治因素為何。希望由此尋求一個描述文學近代化過程的方法，再思考西歐語言藝術影響下的「近代文學」論述及史觀，分析台灣特有的歷史與文化思想特徵。並且留意統治階層的政治運作，探討寫作與審美的兩面性──作為一種解放力量，同時也是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 從

英語、漢語、日語裡，我們看到現代意涵「文學」的形成過程，與人的解放、民族獨立、國家獨立、近代國家體制的整備等緊密相繫。19世紀末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亦無法脫離這樣的進程，但有其獨自衍生的問題與呈現的活力。日治初期媒體很早就出現西方語言藝術的「文學」概念，約莫1907年台灣漢人知識階層所談的「文學」，開始在傳統的「學問、文章」意涵上產生擴增與變形，形成一種廣狹義並存與調和的概念。但受制殖民地的統治政策，新式學術內含的人本思想與公理世界觀，尚無法生根茁壯並動搖既有秩序。直到1920年前後，新的政治想像才匯聚成帶有挑戰體制意義的文化行動，此思想動態也引燃了新舊文學之爭。 1920年代這種言論環

境的出現，除了由下而上的變革衝動，也與日本在台約三十年的統治策略變化有關。考察當時殖民地的統治階層，1910年代，作為「藝術」領域的「文學」被放入體制教育內，其實與殖民者開始思索更細緻的德育有關。從培養「高尚情操、品味」及灌輸式的鑑賞觀點，到配合時代風潮納入「自由表現」的教育，台灣人學童逐步接受在日本本土被作為培育「忠君愛國的臣民＋文明國的自主之民」的「文學」教育，被期許成為一個「自發」認同與配合國家的「自由個體」。觀察1920年代已降的公學校教育，可以看到官方「文學」是一個具有高度包容力與調節性的概念，其關注所有人類課題，鼓勵一種「超越」的觀點與處世態度。這種教育試圖培育「無害」的自由個體，

通過審美活動，養成人的自發性道德約束，引導學生成為現行秩序最堅定的維護者。 從這個強調「自由個體」、「自由表現」的「文學」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學」作為一種到達主體深層的有效統治，但也看到其蘊含解放能量的另一面。從當時在台日人的「文學界」形成，我們看到文人對「近代」矛盾的懷疑與批判。進而在自由主義、民本主義興起的時代，部分知識人開始試圖修補「文學」與現實社會漸行漸遠的藝術觀。1920年代後半左翼運動潮流裡，更能看到對既有美學標準、優劣階序的批判言論。然而在台日人這種激進的政治思想與脫逸官方意識型態的「文學」，約莫1930年代中期就被壓抑下來。相對於此，仍有基本權利問題未克服的台灣人，無法那麼

快遁離到「純粹」或「輕快」的藝術路線。 在台灣漢人社會裡，以對抗傳統秩序與殖民體制之姿躍起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兼及作者課題（個體的表現自由）與讀者課題（實現人人都能自由表現的公平社會）的概念。但不能忽略的是，台灣人對於「文學」近代化的認識與經驗，最日常的影響，是來自殖民者的語言、教育及言論機關。因此在這個具解放理想的運動裡，始終存在通過審美，被自然而然內化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這種兩面性，明顯呈現在1930年代台灣人對於「文學」、「文學性」的思索與辯論裡。 不過，這種公開的「文學」概念競爭，到戰爭期不復存在。除了言論壓抑，此時期國家通過大規模「審美化」的操作，試圖喚起民眾自發支持戰

爭。文學也作為精神動員工具，被國家納入一元組織。但面對「國家（日本）中心」的官方期待，部分台灣人作家時而出現「聚焦錯誤」的傾向，以不犯規的言語，強調文學的普遍通則。此舉引來的撻伐與中傷，顯示某種與國家政策產生衝突與拉扯的力量，存在於這些文學論的事實，同時也看到在戰爭期，作家的「表現自由」之最後防線所在。由此來看，戰爭期驗示了所謂文學自律說的多面性，亦即相對於民間反對運動，或相對於國家操作，兩種性質迥異的立場，這是我們今天談論「文學」概念與文學自主性時，不能忽略的重要對照。 本研究除了具體呈現「文學」概念的歷史可變性，也希望重新思考圍繞「文學」、「文學性」等用語的規範，及其內含的主流與非主流

的價值觀。並對幾個既有的文學史敘述模式提出商榷，例如廣義文學（寫作）與狹義文學（語言藝術）實非對立、「舊→新」的關係，在承載新的世界觀、反抗體制力量上（例如要求言論自由、表現自由），它們都曾扮演激進或反動的角色。由此重新思考「文學」近代化過程，「語言藝術」的出現，並非這個過程的全部，而它也不是一個可以被單面視為解放、進步的象徵。此外，「形式╱內容」、「技巧╱思想」、「文學性╱社會性」、「文學性╱ 政治性」這類對立結構也應該被解放。而重新思考各種文化行動、文字表現，其實際服務的對象是誰？是否曾在什麼環節上，突破了「陳規」，抵制統治階層的干涉與壓抑，提出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