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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

為了解決葡屬澳門 旗的問題，作者崔斯坦‧杭特 這樣論述：

直視殖民議題，思考台灣如何解脫。 看殖民者奪走什麼，帶來了什麼？ 被殖民者又如何修復、抹去、譴責或讚揚其殖民過往。 　　殖民，帶來毀滅，還是建設？ 　　「帝國」與「殖民」既非全然的善，亦非全然的惡。作者從擅長的城市史出發，用十個不列顛殖民城市的物質文化發展紋理，來呈現價值觀的變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互動、文化的融合與相互影響，以及世局的轉變。 　　細讀一座城市的複雜性， 　　才能讓我們走出 　　對於「殖民」非善即惡的辯論死胡同。 　　波士頓、橋鎮、都柏林、開普敦、加爾各答、香港、孟買、墨爾本、新德里、利物浦， 　　本書透過城市佈局與其物質文化，探討那些與日不落帝國有關的意識形態如何化為

現實。 　　本書講的不只是統治與征服的故事， 　　而是新社會、混和社會的創生。 　　「波士頓」作為進入不列顛第一塊帝國領土的入口，直到一七七六年美洲革命為止，殖民母國與麻薩諸塞之間都存在著明顯可見的文化聯繫。 　　巴貝多的「橋鎮」凸顯出奴隸貿易對不列顛帝國結構，以及後來十七與十八世紀間工業化過程所同時具備的重要性。 　　「都柏林」則是這個大西洋三角關係中的第三個城市，不僅點出愛爾蘭在不列顛帝國史上的複雜地位，也挑明了十八世紀晚期，倫敦方面在展開更恢弘的全球野心前一統不列顛群島的目標。 　　與荷蘭人對抗、奪取「開普敦」一事，則是西歐強權在公海各處上演地緣政治鬥爭的縮影。確定了「揮師東進

」受到安全保障，東印度公司跟著投入不列顛屬印度的首都「加爾各答」，然後才是不列顛直轄印度時期的開端。 　　如果加爾各答代表了重商思想，「香港」就是自由貿易的證明，既是自由放任新價值的豐碑，也是不列顛在中國「非正式帝國領土」的敲門磚。分銷中國各地的鴉片成為仰賴的重要財源。罌粟起先來自孟加拉，但等到摩臘婆鴉片到來，孟買也隨之進入了藥物經濟體系。 　　鴉片與後來的棉產業將「孟買」變成不列顛帝國最早的幾個工業都市之一，應運而生的還有都市衛生與大規模人口移入造成的所有連帶問題。 　　「墨爾本」則是這個環球商業紐帶上的另一個港口城市，標誌著不列顛帝國體系中金融資本的出現，也凸顯出白種人殖民地在整個殖

民蒼穹下獨有的地位。 　　愛德華時代的不列顛屬印度則關係到權力與權威的展現，世界上沒有哪一座城市在展現這種帝國情節時，能比「新德里」更壯觀，更能顯示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自傲。 　　「利物浦」象徵著帝國的終結，以及去殖民化過程對一座位於不列顛群島上的殖民城市所帶來的痛苦影響。鮮少有地方比利物浦更能從不列顛的帝國市場與全球影響力中獲益，發展勢頭更強勁，但也沒有別的城市在帝國的終結中損失如此慘重。   作者簡介 崔斯坦‧杭特  Tristram Hunt （1974年5月31日－） 　　不列顛城市史學家，劍橋大學博士，研究工業時代的城市文化發展與市民認同，是BBC Radio 4與BBC

Four等廣播與電視節目的常客，也是王家歷史學會會員。二〇一〇年，時年三十九歲的杭特代表工黨，當選特倫特河畔斯托克中部選區下議院議員，並擔任工黨影子內閣的教育部長。他在二〇一七年急流勇退，於第二任任期中辭職，成為維多利亞阿爾伯特（V&A）博物館館長，在脫歐的背景中拿捏展覽中「本土」與「世界」的平衡。 　　除本書外，杭特另著有《英格蘭內戰：親筆為證》（The English Civil War: At First Hand）、談維多利亞時代城市的《打造耶路撒冷》（Building Jerusalem），以及《馬克思的大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Marx’s General: The

Revolutionary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譯者簡介 馮奕達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專職譯者。譯有《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世界帝國二千年》、《旅人眼中的亞洲千年史》、《大人的地圖學》、《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等書，以及若干談二戰戰後殖民地戰犯與日本去帝國化的論文。不知為何，總是逃脫不出帝國與全球史的手掌心。   引言 第一章 波士頓：山崗上的城市 第二章 橋鎮：大地上的一點甜 第三章 都柏林：渾然一體的帝國領地 第四章 開普敦：東西世界間互動的重要聯繫 第五章 加爾各答：宮殿之城 第六章 香港：不列顛位

於中國土地上的自由港 第七章 孟買：現在與未來之城 第八章 墨爾本：英格蘭的雙胞胎 第九章 新德里：印度斯坦的羅馬城 第十章 利物浦：帝國的另一面 謝辭 譯後記 徵引書目   引言(節錄) 　　這些城市的歷史同樣顯示了帝國主義的理論根據與認知，是如何隨時間與空間而改變。英格蘭的帝國目標從十六世紀開始發展，演變為後來的不列顛帝國野望，而擁護帝國的領頭人物們抱持的思想原理也會跟著演進。十七世紀早期阿爾斯特（Ulster）種植園主的行事動機，對十九世紀時香港的自由貿易者，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為帝國而戰的白種人殖民地部隊來說，想必都是全然陌生的。這幾種動機常常會彼此累積，有時還會互相競爭，但

這些同時存在的動機並不代表不列顛帝國缺乏一套思想體系。評說帝國的人對不列顛殖民野心的全貌表達其敬畏之情，他們的這種做法可是有著悠久，而且常常虛情假意的歷史。荷瑞修．沃波爾（Horace Walpole）**在一七六二年時，對於「一支與世無爭、安分守己的商業民族」居然變成「羅馬人唯一的繼承人，還佔領了東印度與西印度地區」而大表驚訝。十九世紀時，劍橋大學歷史學家J．R．西利（J. R. Seeley）將不列顛帝國這個產物，巧妙描述為「無意之間造就的穠纖合度」。而更晚近的不列顛帝國史，更暗示帝國純粹是透過某種「無計畫的個人行動」過程而誕生的。 實情是，在不列顛帝國霸業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現成的政治

哲學、道德信念、神學與價值觀，可以用來宣傳、解釋不列顛全球影響力的擴張。不列顛一會兒是個重商主義帝國，一會兒又成了個自由貿易帝國；大不列顛在若干特定時代涉及西方文明的傳播過程，卻在其他時刻投身保護多元文化相對主義；一八〇七年奴隸貿易廢止之前，不列顛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自視為當仁不讓的開發帝國，後來卻成為爭取自由的無私行動中的一份子。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描寫殖民地現實的中篇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可說是無與倫比。他筆下的馬洛（Marlow）在書中尖銳指出，帝國在任何特定時間點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實現某個理念：「背後支撐的是一種理念；不是什麼虛偽的

情感，而是一種理念；還有對這種理念一心一意的信念──你可以打造這種信念，在這種信念前低頭，為之犧牲奉獻。」 經過了幾世紀，人們也得以從輿論、報章雜誌與國會殿堂中眾說紛紜的言詞中，查出帝國體制的目標與本質──探討帝國主義所需的代價與得到的好處、與不列顛認同的關係，以及其戰略與經濟需求。有人指控不列顛帝國犧牲民眾的荷包，讓一小搓商業菁英得利；有人指控不列顛帝國與專斷而濫權的政治規章體系脫不了干係，威脅到不列顛有史以來所具備的各種自由；但也有人表示，將貿易與基督教拓展到海外，正是不列顛的神聖使命。 　　本書還有一個目標，是要透過城市的結構與都市生活習慣，來解釋與不列顛帝國有關的那些意識形態如何化為

現實。歷史學家帕夏．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曾經寫道，「帝國並非某種抽象的空間範疇……。它會在具象的地點現形，得在具象的地點體驗」。 不列顛帝國理論根據的轉變與對帝國的衝突認知，影響了不列顛殖民地城市的設計與規劃、運動與休閒活動、表述方式與政局。移民與當地原有居民交流的方法，以及那些影響力塑造城市肌理與文化的方式，都讓我們能對帝國體制下的日常現實作出更精準的描述。城市史有助於我們克服那種讓當地人扮演殖民體制受害者──被動接受歐洲都市規劃的人，對此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影響力──的做法。 　　接下來的章節會根據時代先後安排，地理上（大致）從西往東，描述這些殖民地城市的歷史發展

、統治理念，以及它們在不列顛帝國體制故事中的位置。我們從波士頓開始，作為進入不列顛第一塊帝國領土的入口。這塊領土沿著北美洲大西洋海岸延伸，直到一七七六年美洲革命為止，殖民母國與麻薩諸塞（Massachusetts）之間都存在著明顯可見的文化聯繫。巴貝多（Barbados）的橋鎮（Bridgetown）凸顯出奴隸貿易對不列顛帝國結構，以及後來十七與十八世紀間工業化過程所同時具備的重要性。都柏林則是這個大西洋三角關係中的第三個城市，不僅點出愛爾蘭在不列顛帝國史上的複雜地位，也挑明了十八世紀晚期，倫敦方面在展開更恢弘的全球野心前一統不列顛群島的目標。 　　這類抱負中的任何一項，都有賴於皇家海軍趕跑

敵對帝國勢力的能力。西歐強權在公海各處上演地緣政治鬥爭，而不列顛與荷蘭人對抗、奪取開普敦城一事，就是這種鬥爭的縮影。拿下開普敦之後，不列顛的「揮師東進」隨即得到安全保障，東印度公司跟著投入不列顛屬印度的首都加爾各答，然後才是不列顛直轄印度時期的開端。如果加爾各答代表了重商思想，香港就是自由貿易的證明，既是自由放任新價值的豐碑，也是不列顛在中國「非正式帝國領土」的敲門磚。但無論陳義多麼高尚，殖民地的財源仰賴的都是分銷中國各地的鴉片。罌粟起先來自孟加拉，等到摩臘婆（Malwa）鴉片到來，孟買城也隨之進入了藥物經濟體系。鴉片與後來的棉產業將孟買變成不列顛帝國最早的幾個工業都市之一，應運而生的還有都市

衛生與大規模人口移入造成的所有連帶問題。維多利亞時代的孟買史，記載了十九世紀中葉殖民地現代性與工業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 　　墨爾本是這個環球商業紐帶上的另一個港口城市：「南半球的女王城」的發展標誌著不列顛帝國體系中金融資本的出現，也凸顯出白種人殖民地（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在整個殖民蒼穹下獨有的地位；維多利亞殖民地則是維繫著盎格魯-薩克森家族的其中一條「緋紅親族血脈」（crimson thread of kinship）。相形之下，愛德華時代的不列顛屬印度則關係到權力與權威的展現，世界上沒有哪一座城市在展現這種帝國情節時，能比新德里更壯觀，更能顯示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自傲。新德里是當作

帝國千秋萬世的紀念碑在打造的，等到這座城成為獨立後的印度首都時，城市都還沒有蓋好。最後一章要分析的則是帝國的終結，以及去殖民化過程對一座位於不列顛群島上的殖民城市所帶來的痛苦影響。鮮少有地方比利物浦更能從不列顛的帝國市場與全球影響力中獲益，發展勢頭更強勁，也沒有別的城市在帝國的終結中損失如此慘重。不列顛帝國擁有讓人發財與傾家蕩產的雙重能力，如今，帝國的這兩張臉正隱沒於常起波滔的默西河（River Mersey）沿岸的船塢與碼頭之間。   香港：不列顛位於中國土地上的自由港(節錄)窩藏在葡萄牙貿易飛地澳門的蘇格蘭商人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對於不列顛的東方政策，似乎有

種不尋常的預言能力。馬地臣寫信回倫敦，告訴自己的生意夥伴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香港馬上就會被我國的部隊佔領，交由女王陛下定奪，之後還會有上千名歐洲人駐防」。感謝老天，王家海軍不會反對「我們在當地存放的鴉片」。馬地臣一語中的，王家海軍硫磺號（HMS Sulphur）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環航香港島，並且於早上八點十五分登陸──「以善意先佔者（bona fide first possessors）（譯按：指不知道其權利有所瑕疵，自認透過正當占有方式（此為無主地先佔原則）取得土地之人。）的身分，於佔領點（Possession Mount）為女王陛下的健康敬酒三巡」。完整編

制的不列顛海軍中隊也在同日抵達。「水兵上了岸，我們的據點升起了聯合［王國旗］，在官兵的歡樂之火（feu-de-joie）（譯按：鳴槍禮的一種，士兵輪流、迅速對空鳴槍，用來慶祝勝利或重要節日。）與戰艦的王家禮炮聲中，海軍准將J．G．伯麥爵士（Sir J. G. Bremer）在中隊其餘將校簇擁下正式佔領該島。」馬地臣本人就在南中國海起伏的浪花間目睹儀式進行。他回報渣甸，「我在本月二十六日親眼見證不列顛旗幟飄揚於香港」。不列顛人根本不是「善意先佔者」──硫磺號下錨時，島上已有超過四千名土生土長的華人。幾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生活在廣州與珠江三角洲對面的葡屬澳門等重要貿易中心的陰影下，從事農耕、捕魚、

採石等維生經濟活動。接著，伯麥的船隊來到「Hong Kong」──廣東話的「香港」──美麗、多山的景致裡，展開中國與不列顛之間一系列漫長、時常起釁的歷史，其中便涉及世上最知名帝國城市之一的創建。香港成為「自由貿易」理念的豐碑，同時也是名義上的和平願景背後不甚光彩的殖民現實。對於不列顛帝國的全球影響力，以及踏上意識形態自信心巔峰的不列顛帝國體制來說，坐擁依山海港的天然美景、稠密的都市發展與深水港、與大陸關係複雜的香港即將成為其光輝燦爛、但多少令人不安的里程碑。隨後的一百五十年，這座格外出眾的城市國家也將微妙反映出世界政局的情勢消長。

葡屬澳門 旗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十七世紀東亞象牙貿易之研究

為了解決葡屬澳門 旗的問題，作者阮淑茹 這樣論述：

十七世紀東亞貿易研究少見以象牙為主題，象牙本身重且體積大，售價較高，在東亞象牙被製作不同的器具、飾品及聖像，也被應用於傢俱和樂器。本文主要整理漢文文獻中關於象的產地及象牙之功能，並就目前已出版的中譯版荷文史料中關於象牙之記載和配合前人研究成果，分析十七世紀東亞的象牙貿易航線、價格、關稅與市場需求。 中國是十七世紀東亞象牙貿易的主要地區，早在十六世紀中國制定的關稅中便有象牙的項目，且細分成器或不成器，而且華商進口象牙的歷史由來已久。此外，除十六世紀末葡萄牙人也經由跨洲航線從東非、印度、麻六甲、暹羅等地運送象牙輸入中國外，十七世紀初荷蘭人也開始成為中國的象牙供應者，其中又以1630

年代是臺灣轉運象牙到中國最繁盛的時期。 其次，日本的象牙貿易在十七世紀初期可能來自於日商或是葡萄牙人自澳門的載運，荷蘭人輸往日本的象牙非常有限。到了1640至1660年代日本象牙的主要供應者有來自鄭氏家族旗下的唐船或是其他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