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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毀家廢婚論(1900s-1930s)

為了解決趙岱新家境的問題，作者陳慧文 這樣論述：

本論文所探討的「毀家廢婚論」是以一夫一妻家庭及終身婚制為批評對象，或以廢除一夫一妻家庭及終身婚制的社會為願景的一種論述。傳統中國社會以父系家庭為主，對家庭倫理極為重視，然而這套長期穩定、不可冒犯的家庭倫理制度卻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抨擊。隨著中國與西方的接觸日益頻繁，西方人迥異於中國人的小家庭生活、男女社交、群己觀念等，以及個人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漸為國人所知，在中西文化的激盪下，譚嗣同《仁學》(1899-1900出版)和康有為《大同書》(1901-1902完稿)這兩本對既有家庭婚姻觀念和制度有所批判的儒學著作，為近代中國的毀家廢婚論吹起了序

幕的號角。 1907年6月，日本和法國同時出現了中國留學生創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東京《天義報》和巴黎《新世紀》，這兩份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都刊載了不少提倡毀家廢婚的文章。1911年武昌起義後，滿清政府不再能箝制言論，在1911-1912年間，國內紛紛出現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團體，且皆主張廢家族、不婚姻，如：中國社會黨、社會黨、心社等，但這些團體不久即因袁世凱的專制而遭到打壓。袁政府下台，五四運動爆發後，各種思想學說，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毀家廢婚論在自由的時代氛圍中，得到寬廣的發表空間。許多青年男女試圖將毀家廢婚的理想化為真實，或是組織新村、工讀互助社或類似團體，或是堅持獨身主義

，或是與相戀的對象非婚同居，試行毀家廢婚的生活。至1930年立法院制定《民法》時，毀家廢婚的議題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但在1930年底《民法親屬編》公布後，毀家廢婚論便暫被擱置，雖仍有少數發表，但已不再為人熱烈談論。綜上所述，就現有資料看來，近現代中國的毀家廢婚論主要發軔於晚清康有為寫作《大同書》(約1902年完稿)、譚嗣同《仁學》出版(1899-1900)，經過民國初年集會結社盛行、五四時期學風多元自由的發展，至1930年底《民法親屬編》公布後漸趨沉寂，因此，本論文主要以1900s-1930s這三十幾年間中國關於毀家廢婚的論著為主要討論對象，為勾勒其思想淵源及歷史框架，亦論及古今中外的相關論述

。為了闡述這三十幾年中國毀家廢婚論其後在中國掀起的風暴，和在台灣曾有的餘波，在本論文第六章結論將概述1949年兩岸分裂的局勢形成後，毀家廢婚論在中國和台灣不同的發展，並介紹台灣新興的毀家廢婚論，分析二十世紀前期中國毀家廢婚論對當代毀家廢婚論者可能的啟示和意義。

我國廉政情勢分析與政府反貪治理之研究

為了解決趙岱新家境的問題，作者方金台 這樣論述：

自2012年以來，臺灣相繼爆發社會矚目之高層貪污案件，一再衝擊政府形象，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出現危機，嚴重斵傷政府形象。對於任何國家而言，無論其歷史的演進、經濟發展程度、憲政架構、政府─企業─社會制度安排、國家競爭力為何，貪腐，都是一個永續存在的問題，對民主體制、國民經濟和法治必定帶來莫大的損害。 在國際反貪思潮下，政府的清廉度評價，已成為全球化的重要議題，「清廉」是臺灣的核心價值，清廉施政攸關國家競爭力，也是人民對政府信任及期待的基礎。惟觀之臺灣在全球清廉印象指數近3年（2011、2012及2013年）之排名則為第32、37及36名，得分分別為6.1分、61分及61分；排名始終

停滯不前，相較於新加坡、香港之高度廉潔，我國尚有相當進步空間，如要真正讓民眾有感仍需加大反貪力道，持續深化「防貪、肅貪、再防貪」機制，以營造「貪污零容忍」的社會環境。 法務部廉政署業於2011年7月20日成立，迄今2年多來，此新機關為兼具預防、調查雙重功能的專責反腐敗機構，相關的廉政政策推動，以反貪與防貪為主、肅貪為輔的工作主軸，是否能有效的獲得人民的支持與信任，係本研究聚焦的重點，探討為何貪腐指數迄今無法改善，並藉由新加坡及香港成功的廉政治理經驗，尋求政府仍必須深入檢討機關肅貪、防貪能力待加強之關鍵，整合理論與實務意見，期能提出政策建言與具體建議，俾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