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線上看、影評和彩蛋懶人包

通訊監察「相關性原則」之探討

為了解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的問題，作者陳妍婷 這樣論述：

2013年9月的監聽國會疑雲，使沉寂已久的通訊監察相關問題諸如：浮濫聲請通訊監察、令狀審查形式化、一網打盡的執行方式、恣意使用另案監聽證據等，再次成為注目焦點。進一步從2014年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修正觀察，立法者於第5條第1項得實施通訊監察之案件中復增訂2款，大開實施通訊監察之門戶；於第 6條第1項規定在遇「有事實足信有其他通訊作為第5條第1項犯罪連絡而情形急迫者」，不必經事先的令狀審查，即可予以執行，除有違令狀原則精神之疑慮外，在未限縮適用案件範圍之情況下更有架空一般通訊監察之疑慮。有鑒於此，本文嘗試以比例原則所衍生之通訊監察中「相關性原則」為中心，以比較法研究、文獻分析與實務觀察等方式，

探求相關性原則之定位、形塑其輪廓、並自其內涵及精神出發，釐清上述遍佈通訊監察聲請至執行完畢後證據使用之諸多問題。 本文分為六章，並將重心置於第三至五章。於研究分析後發現，首先，有關相關性原則之定位，係憲法上比例原則中適合性原則之展現，並具體規範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中所稱「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與本案有關」此一實質要件；同時亦與同法第2條第2項最小侵害原則互為表裡。其內容應包含1.應以已發生之犯罪，且具充足之犯罪嫌疑；2.應對監察之對象、線路、地點予以特定；3.監察之線路或對象可接收具犯罪關連性之對話。又上述相關性原則之要求必須透過令狀審查及明確性原則予以實現，且應同時符合最小侵害

原則之精神，由此可知「相關性原則」不僅係發動要件，更係貫穿通訊監察偵查活動之準則。 據此，先就浮濫聲請通訊監察言，要件上，案件範圍應捨棄重罪原則之思維，採列舉式之立法，回歸比例原則作合目的性、必要性、適合性之考量；而受監察人亦應以被告與犯罪嫌疑人為優先，對傳遞人或提供人之監察應退居後位，並應有更嚴格之要件，此外，若對象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在辯護制度及相關性原則之考量下，除有為被告滅證、串供等情形外，應不許為之。聲請程序上，則可引進美國聲請人宣誓之規範，防止通訊監察成為便捷的例行性偵查方式。再就審查程序言，新修訂緊急通訊監察實質上較偏向美國機動性通訊監察之色彩，故應參考美國法制，須

取得通訊監察書後始得為之，並應限縮案件範圍等要件防止濫權。就執行方式言，應以美國的內部最小侵害模式以根除我國委託代錄的執行陋習。最後，另案監聽證據能力應回歸以與本案間是否具備「關連性」為基準，並回歸本案之監察目的與相關性原則之觀點予以審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