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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皇辭廟：副主計長冉鵬日記（1949－1950）

為了解決開放出版社的問題，作者冉鵬 這樣論述：

　　前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呂芳上推薦   　　冉鵬（1906-1978），字勺庭，湖南常德人。於1931年（民國20 年）國民政府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以第三名優等錄取，分發行政院任科長、分組主任、簡任秘書、參事、副主計長，側身中樞二十年，歷經十任院長。1949 年12月隨行政院遷居台灣，留下妻子皇甫道安及六名子女在大陸。在台先後任職經濟部顧問兼商業司長、外貿審議會主委兼法制組長，新竹玻璃公司常董總經理。1978年1月病逝台北。   　　冉鵬日記自1931年起，至1977年終，共四十七年。現留存1949年至1977年，共二十九冊。本書所選日記，是1949年全年（12 月9

日前在大陸），加選1950年前三個月（在台灣），共計十五個月。這段時間正值國民政府內戰失利，步步撤退，自南京而廣州，最後從成都抵達台北。冉鵬身居行政中樞，見證繫於存亡的艱苦歷程。   　　1950年3月因蔣介石復職總統、閻錫山內閣總辭，冉鵬也隨之辭職，離開行政院。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的經歷，是他全部日記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服務行政院最後階段的完整紀錄。   　　中國1949 年的大變局及其闡釋，影響至大。冉氏家族繁衍已逾三代，物換星移，人事全非。特在日記逐月的註釋後，以〈冉鵬自撰年譜〉，作為附錄，期盼對閱讀者有所疏引。 作者簡介   冉鵬（1906-1978）   　　字勺庭，湖

南常德人。1931年國民政府首屆高等文官考試，以第三名優等錄取。入職行政院臍身中樞二十年，任參事、副計長，監管內戰財政。親歷1949年政府大敗退之高層現場與艱鉅困境。   編者簡介   冉懋華   　　冉鵬次子，。早年從事水利技術工作。1980年從大陸移居香港，主編開放雜誌與開放出版社。著有《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主編《共產中國五十年》，主持出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主編開放《三十年備忘錄》等。2016年移民美國。 總序 推薦語／呂芳上 前言：回到父親身邊／冉懋華 編輯說明 照片選錄 日記照片選錄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日記 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日記 冉鵬自撰年譜

（1906-1975） 萬分悲慟悼勺庭／皇甫道安 父母1949年分離後的聯繫／冉懋華 給兒子懋華的信／冉鵬

開放出版社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鄧小平時期的文藝政策及文藝產出

為了解決開放出版社的問題，作者林宸逸 這樣論述：

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求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此一政治基調自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文藝活動的最高準則。文藝也因而成為共產黨塑造意識形態和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大陸，文藝發展就長期受制於中共的政治發展。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黨國體制的略為鬆動和相對開放的社會環境，為中國大陸的文藝發展形塑不同既往的創作環境，中共也因時制宜地在政策制度上加以調整與創新，以及運用新的宣傳工具與手法。本文以中共相關宣傳政令為經緯，透過中共在文藝管理機構權責的改革、出版及電影製作發行體制的調整、文藝工作者的培育與待遇，兼及針對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小說、影像作品產出的內容進行分析，

期以梳理中共在1976年至1992年之間，如何運用文藝作品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微調與創新過程。

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為了解決開放出版社的問題，作者余杰 這樣論述：

銅鑼灣風波，港版「被夭折」── 全球唯一台灣繁體中文版，突圍面世！   　　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對內維穩、對外擴張的「習近平主義」 　　將帶來中國的崛起，還是全世界的危機？ 　　台灣與香港又該如何因應？   　　「不是中興之主，乃是亡國之君」   　　身為對習近平及其政權最為精準和銳利的觀察家，余杰繼《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後，再度推出批判習近平的重磅之作《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作者從「集權」、「反腐」、「鎮壓」、「爭霸」四個面向入手，一步步逼進習近平政權的本質，並抽絲剝繭地發掘出習近平的三大目標：首先，在共產黨內部，以反腐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寫近三十年來中共「寡頭

集體統治」之模式，回歸毛時代的個人獨裁；其次，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鎮壓，摧毀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民間社會，締造由「無所不能的國家」和「原子化的個體」二元組成的國家主義結構；第三，重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直接挑戰二戰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建帝制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體制」。 　　作者認為，習近平是由馬克思、毛澤東、孔子和普丁四種「特殊材料」形塑而成的「四不像」，「習近平主義」則是由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帝制時代的天朝史觀激盪而成的怪胎。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覺醒的中國民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努力，終將推倒習近平的暴政，使得極權主義真正走向終結。   名家推薦  

　　人類歷史經驗、政治科學法則和個人反思自省能力是我們人類政治共同體避免災難、向上攀升的知性基礎。立足於這樣的堅實基礎，作家余杰以其獨特的豐富想像力見微知著，描繪出人類地平線上已經顯現並正在向我們走近的一場大災難：習近平在他的粉絲群的擁簇下，正在把中國推向類似「反右」、「大饑荒」、「文革」和「天安門大屠殺」的全局性災難。如果中國人和世界各國的政治家任其肆虐，習近平的美夢最終會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噩夢。繼《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後，余杰現在推出又一論述習近平的力作。兩部姐妹篇相得益彰，可以成為當下中國人的必讀書籍，幫助每一位心存幻想、尚未夢醒的中國人邁出「拒絕主動作惡、拒絕成為犧牲品」的第一步。──夏明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中國不少異議知識分子，不管對政權多批判，總會帶著帝國時代士大夫對帝皇的愚忠和對邊地鄰國的鄙視。余杰先生，是難得沒有這種士大夫習氣、完全繼承西方啟蒙運動傳統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他的這部新書，再一次體現了他對權貴的蔑視和對台灣、香港自決理想的支持。他毫無禁忌的尖銳分析，乃是言論自由的最佳試金石。──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余杰這本新書竭力揭露習近平政權「外強中乾」。習近平正在從事保衛共產黨政權的大博弈，也攸關他個人權位與身家安危。情況是否如余杰所推斷，我們大概可以在未來幾年看見端倪。──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習近平上台好幾年了，但是還是有一些人對他抱有幻想。我建議這些朋友讀讀余杰的這本書，你會看到真實的習近平。──王丹（中國八九民運學生領袖）   　　細緻刻劃習近平政權的窮途末路，大膽揭示中共亡黨亡國前的醜態。──梁文韜（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余杰的筆是顯微鏡，是解剖刀；是槍桿，是子彈；是中國的良心，是當代的警鐘。──賴秀如（台灣「想想論壇」主編）   　　余杰深入剖析習近平集權獨裁、反腐權鬥、鎮壓公民、爭霸世界等各種殘酷事實，以及對中國、台灣、香港、新疆、西藏，以至人類文明與自由的深遠禍害，值得讀者認真思考。香港人在雨傘運動後如何面對獨夫與暴政，迎難而上，捍衛自由，爭取普選，自

決未來，料可從書中獲得啟發。──桑普（政治評論人、香港執業律師）

當代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與國家（中共）關係 (1935-1966)： 知識生產、日常實作與意義建構

為了解決開放出版社的問題，作者張可 這樣論述：

本文通過對從1935-1966年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與國家（中共）關係形成的討論，從理論和案例層面回答兩個主要的問題。首先，在案例層面，本文提供一個橫跨延安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解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係週期性變化的社會學分析模型。其次，在理論層面，修正傳統制度理論視角下的共產革命研究，同時將情感與意義建構帶回知識分子的分析中。 在具體研究中，本文從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角度出發，發現正是在國族政治向階級政治的強制性轉換過程中，制度、實作和意義建構成為影響雙方關係的三個核心變項。而影響雙方關係的制度，事實上早在中國共產革命的伊始便已開始孕育，並在1949年之後進一步制度化。在具體內容上，正是

中共在延安所面對的合法性危機，促使毛澤東因勢利導，選擇了一套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族話語，來建構延安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促使他們投奔延安。而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情感的表現，受到中國近代屈辱歷史的影響，在形塑知識分子對國家（中共）的情感認識中，扮演著建構其行動意義的核心角色。 本文認為，知識分子與中共第一次大規模匯聚，之所以最終以悲劇收場，是因為受到國族話語感召而來的知識分子，並不完全服膺於一套以階級鬥爭作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日常生活實作模式。因此毛澤東不得不藉助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整風和肅反運動，對知識分子加以思想改造，促使其思想向階級政治靠攏。知識分子的整風與改造，之所

以會在1942年爆發，並非單純的隨機性事件，而是兩種不同的事件的敘事軸線意外交錯所導致的。簡言之，一條軸線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黨內權力變化的敘事，而另一條則是以延安知識分子自身行動為軸線的，追求知識生產與意識形態自主性的敘事。正是它們在1942年因為偶聯性（contingency）的事件（丁玲「三八節有感」、王實味「野百合花」），使得彼此在延安的發展出現交匯，繼而導致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發生，進而由一場黨內的整風運動，一夕之間演變為針對階級異己和敵人的肅反運動，同時也引發了一連串的有意和非意圖性後果。 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面對合法性來源的變化——外部的競爭壓力，國家（中共）必須通過實際

的工業和經濟表現來建立績效合法性，並以此保衛政權。因而國家又不得不大量依賴以理工為主的專業技術人員。結果造成了一方面國家不斷試圖「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同時「純化」他們的階級屬性。 另一方面，國家又不得不另闢蹊徑，採用了一套市場化的邏輯，使用那些能夠直接帶來「績效合法性」的專業技術人才。為此，國家首先通過院系調整，以及具有兩種不同分配邏輯的獎勵手段，重新將「理科」和「文科」做制度化的分類，在培育出大批「又紅又專」的技術精英的同時，也導致了專業人的「去知識分子化」。結果也促使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官僚逐漸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而知識分子也在被迫進行的自我改造過程中，重新獲得與國

家鑲嵌的意義。在思想層面上，知識分子首先被動學習共產主義的新式話語，繼而清理原有舊的話語，並最終通過意識形態的自我批判，完成了意識上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