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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氏宗族與清末民初的上海社會

為了解決閻奕格老公的問題，作者李鎧光 這樣論述：

論文摘要 本文以探討郁氏宗族的歷史與宗族在清末民初的社會活動為主題，特別是針對宗族中的的關鍵人物──郁懷智，以他在1905-1916年的事蹟為主。在宗族歷史方面，可能在康熙中葉到乾隆初年(1706-1745)之間，遷居上海。一直到第五代成員，才有明確的事蹟記載，有宗族成員任職上海縣衙門及開始經商。真正使得宗族社會地位提升的族人是第六代的郁懷智，此人早年在上海廣方言館學習過英文，並因此而進入洋行成為買辦。光緒十四年(1888)對宗族歷史來說，是一個轉捩點，這一年郁氏宗族已經脫離貧困，開始有能力資助窮人，並且在此之後，開始出現多種投資事實。在探討宗族歷史的同時，我們也利用族譜分析祭祖儀式及

譜序譜例是如何強化宗族成員的宗族認同。在祭祖儀式中，透過對族長權威及敬老傳統的強調，希望族人都能參加祭祖儀式，以喚醒族人(continuum descent) 的觀念，加強宗族認同。另外在譜序及譜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包括郁氏宗族的族譜，都企圖證明宗族的族譜經過多次重修，藉此來彰顯宗族擁有長遠的歷史。這種風氣也與文人的提倡，及族譜、方志大量的出現有關。 本文的第二個主題，是以上海地方自治運動為例，這個運動可以分做三個時期，不同時期機構的名稱分別是：(1)總工程局；(2)自治公所；(3)市政廳。郁懷智是這個運動的全程參與者，以文化權力網絡的概念貫穿全章。首先在權力網絡的構成上，郁懷智因為是洋

布公所總董，所以被選舉成為參與者。就其他參與者進行分析，也以商人占大多數。在本章的其他兩節是探討郁懷智所參與的議案，就議案的起因、過程、結果，來說明以地方自治組織為中心的文化權力網絡，只有在地方官的支持下，而且權力網絡內部也沒有意見衝突時，最能達成地方菁英改善市政的目標。如果自治組織意見不一，則必須擬訂妥協方案，才能夠執行議案。最不利的情況是當地方官意見不一致，或者牽涉到租界的問題，議案便無法執行，無法達成原先預定的目標，所以官方的影響力仍然十分明顯。 最後我們以洋布公所、辛亥革命、慈善事業來探討郁氏宗族的社會活動。在洋布公所方面，郁懷智於1905年當選公所總董，協助制定新章程。使得公所

在領導職權、經費來源、會議規則上，有清楚的劃分。辛亥革命前後，郁懷智及他的兒子郁錫璜，利用商團巡邏上海城廂地區，維持地方秩序，更是為了保護宗族的生命財產。在滬軍都督府中，父子二人先後擔任募餉員及財政部副部長，對革命後需款恐急的軍政府有所貢獻。在慈善事業上，僅選擇新普育堂及普字義務小學作研究，郁懷智在新普育堂擔任董事，負責籌募款項及制定章程，該善堂以照顧老人、小孩、殘障人士為主。從徵信錄中也可以確定郁懷智曾經捐過錢。普字義務小學一共有七所，均在郁懷智晚年成立，完全不收學費，雖然這些學校存在若干問題，但提供教育機會的精神仍然值得稱許。這種義務小學的成立則與當時提倡地方自治的理想有關。總的說來，郁懷

智所參加的團體，從地方自治組織到善堂、公所，都是義務性的，我們可以從擴大文化權力網絡及增加象徵資本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他願意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