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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樓":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1840s-1960s)

為了解決青埔獨棟別墅的問題，作者江柏煒 這樣論述：

作為一種特殊的建築類型（building type），“洋樓”在空間文化形式上的表現，載明了近代閩粵僑鄉社會、空間與文化的巨大變遷；與散居天下、卻心繫原鄉的華“僑”（overseas Chinese, Diaspora），為一體的兩面，同樣具有深刻的意義。 啟動這一變遷的歷史力量，十分複雜：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勢力於東南亞及中國的殖民、華人連鎖移民的出洋，以及僑匯經濟力量的回鄉等，都是關鍵因素。一方面，僑鄉的家族關係、結構與功能發生變化，海外華人的認同意識亦從家族主義、鄉社認同（communal identity）擴大到國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層次；同時在“實業

興國”的經濟民族主義與“啟蒙救亡”的文化民族主義之意識形態下，不同於傳統仕紳的商紳階層，藉由社會改良的實踐，建構了初步的實業發展與公共領域。另一方面，西方所建立的殖民體制，特別是殖民城市與租界的改造，使得傳統中國城市風貌與社會生活發生變化。社會區分直接反映在都市規劃與建築上，以衛生為名的市政工程與管理，以及彰顯權力的殖民建築，大大刺激了華界商紳階層，興起仿效之議；這些僑鄉的殖民城市，亦是人員出洋、資金匯兌、文化匯聚的中介，殖民的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藉此傳入了週遭的鄉庄。 洋樓，則是經由融合與轉化所生產出來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漢文化

的合院空間體制，加上殖民建築之外廊與西式山頭裝飾為其主要特徵，用來作為出洋客對於彰顯家族榮耀、新的身份認同與文化想像的建築實踐。儘管從1840年代起陸續有移民出洋，但1870年代以前返鄉建屋並不普遍，1870-90年代也多僅是傳統民宅主屋或附屬建築局部改建洋樓，官紳或商紳仍多興築傳統聚落或宅第。1890年代末，在粵中及廈門地區，在房地產運作下興建了不少華僑新社區及僑房；同時於1910-30年代，由於治安不靖，富裕的僑鄉多增築防禦設施。1920-30年代可說是僑匯及洋樓興築的高峰期。二次大戰後，海外華人原鄉認同及僑匯衰微，洋樓興建逐漸減少，1966年文化大革命後僑匯洋樓畫下句點。

洋樓住宅的類型依不同身份及地域差異有所不同。在租界城市區，華人富商移植了殖民建築，興建「別莊、別墅」。僅有於門面加上西式山頭，而仍維持傳統合院建築者，稱「番仔厝」，多分佈於潮汕及閩南地區。防禦性建築，如「槍樓、更樓」普遍出現於聚落制高點或民居的外圍；粵中地區則出現結合居住與防禦功能的「碉樓」，形式似西方之碉堡，屋頂變化尤其為多。「廬居」，是粵中及梅縣地區的洋樓，格局與外觀多維持傳統地域建築的特色，僅在外觀局部加上外廊或西式裝飾。數量最多的洋樓類型，應屬「五腳基」，不論是獨棟建築或傳統合院附屬建築之改建，是一般歸僑選擇的空間文化形式。五腳基原是英屬海峽殖民地城市店屋留設五呎通道的規範，被帶

回僑鄉之後，轉化成住宅的外廊作法，更成為此一洋樓建築類型的命名。與殖民建築的外廊（veranda）一樣，五腳基洋樓的外廊具有休閒、家務勞動的意象及功能，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天井空間。僑鄉接納了異質空間洋樓，不過卻挑戰了原有聚落的傳統規範，如高度不超過祖厝的禁忌，再加上土地取得的因素，這種被視為異己（other）空間的洋樓多半遠離原有的社會中心（如宗祠），不過也有少數案例連宗祠都改建為洋樓。傳統空間體制及形式的固守與變異，是近代僑鄉民間社會文化包容與轉化的重要歷程。 僑資興學與民間社會的啟蒙運動，及其所興築的學校、圖書館建築，也在這個時代開展起來。各地僑領在啟蒙救亡的觀念下，從傳

統學塾的宗祠附屬學堂轉化為西式獨棟的僑資小學，一直到普及的社會教育所需之僑鄉圖書館，紛紛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新加坡僑領陳嘉庚。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認同的他，創辦集美學校與廈門大學，並將閩南地域形式（特別是屋頂）結合於洋樓之上，成為“洋裝碗帽”的“陳嘉庚風格”（意象化的意識形態）。陳嘉庚民族形式的嘗試，成形於1920年代初，可說是華人的第一人。1950年代中葉反右運動之前，“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掀起了陳嘉庚風格的另一波高峰，廈門華僑博物院是陳氏最後的代表作。 作為混雜體（hybridism）的洋樓，一方面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一方面又移植了西方殖民建築的象徵表現，其所表達

的文化意義正是近代僑鄉認同實踐與文化表述的混雜性，也形成了閩粵地域的新建築類型與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