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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音樂」的「反叛」形象與社會屬性初探

為了解決黃明志飆高音中國好聲音的問題，作者陳昇澤 這樣論述：

　　本文旨在以社會結構的歷史變化作為視角，對台灣「獨立音樂」的「反叛」形象與社會屬性，進行一個初探性的研究。　　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為：「獨立音樂」場域中，不同的群體大致形成的那些「反叛」形象，即反政府、反大眾化市場、反中產階級價值觀與生活、反剝削、「反資本主義」等「反叛」形象，究竟是什麼社會條件下的產物？換言之，它們與社會結構的歷史變化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　　研究主要環繞以下幾個層面進行分析。生產面：社會結構與音樂形態的歷史變化，政治化、商業化與象徵符號反叛的爭論，「獨立」音樂的形成。消費面：不同曲風對於聽眾的意義，曲風與聽眾之間的對反關係與共通點，不同聽眾對於「獨立音樂」與「反資本主

義」之間有無關聯的看法。　　同時，本文也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家庭背景、學校教育、工作環境等社會經驗，嘗試探討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以及勞動條件，對於不同社會行動者的影響與限制，進而闡釋社會客觀條件的重要性。　　研究結論：「獨立音樂」的形態隨著社會結構變化而變化。文化小布爾喬亞與經濟小資產階級之間，特別是在反大企業的市場壟斷、反大型組織的官僚主義作風，並強調自主空間方面，形成了同質共構的關係。　　今日許多所謂「反叛」或將此連上「反資本主義」的表述，主要是上述兩者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而不是基層員工與高層老闆之間的鬥爭。於是，音樂人的政治表態，也延續小資產階級的路線：反政府並請求政府補助，而不是直接找

資本家抗議。　　小資小布與資產階級的對反，有其歷史社會淵源。資產階級方面，由於政治、省籍、語言、產業結構因素，使得他們始終缺乏文化投資靈敏度，因而幾乎不太進行投資。小資小布方面，起初由於服務業轉向、社會富裕而能夠投入音樂，並由於家庭、學校、政治高壓統治，而在曲風上偏向重搖滾。接著，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張，學校、政治管制的消退，使得他們集中反對中產階級、布爾喬亞的唯錢是問。曲風上，則是逐漸轉向了「台北憂鬱三搖」。同時，青年創業潮的出現，也連帶著「獨立」音樂的形成，並呼應了他們的主張：做自己喜歡的事。商業化、象徵符號反叛、資本主義收編與否的爭論，也是這個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最後，由於貧富差距拉大，大

企業日漸擴張，壓縮了小企業的空間，因此，小資小布在這種雙重「無產化」之下產生各種焦慮，從而傾向在政治與文化上，表現出某種「反資本主義」與反政府的姿態。　　聽眾方面，根據曲風的輕與重，形成了對反關係。不同曲風對於聽眾，各自具有情緒宣洩、抒發、療癒等不同意義。同時，他們也有共通點，即對於獨特感的追尋。英搖、小清新民謠的文青樂迷，往往會透過消費各種「小的」、「手作／手工」、「獨特」、「獨立」字號的產品，或強調某種語焉不詳的「實踐」以及對於社會或文藝「弱勢」的關懷，來標榜自己的「反叛」姿態或「反資本主義」。　　然而，關於「獨立音樂」與「反資本主義」之間有無關聯，不同的聽眾根據各自的社會經驗，也大致可略

分為三種不同的看法。品味觀點者大抵認為，藝術品味方面的獨特感，即是「反資本主義」。中間觀點者大致認為，「獨立音樂」有時發出對社會的不滿，因此與「反資本主義」相關。勞動條件觀點者則大致認為，「反資本主義」與「獨立音樂」無直接相關，而是應該要牽涉到勞動條件的問題。　　最後，本文也透過幾個不同案例的比較，指出階級仍然存在，同時說明家庭背景、學校教育、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勞動環境等社會條件，對於不同群體的文化實踐與偏好，具有重要且關鍵的影響。　　總體來說，「獨立音樂」及其「創業神話」與「勵志偶像之形塑」，或可視為文藝版本的攤販、自營業者、個體戶，或「黑手變頭家」於文化場域中的再復返：「新手變專家／頭家

」。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小資小布為了反對大型企業（＝官僚主義＝規訓奴役＝唯錢是問＝單一同質＝資本主義），避免異化與「無產化」，而創立出來的文化避難所。同時，再加上大規模、群眾性的勞工運動，直至今日，始終沒能佔據一個顯著的位置。於是，今日所謂「反資本主義」的政治與文化，多是由小資小布的路線主導。因此，音樂的生產方面，也較少持續再生產與勞工相關的群體，消費方面，也較少有聽眾會將某個樂團詮釋為勞動階級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