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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主體的轉換：1970-1990年代政治論述的歷史社會學考察

為了解決111高普考增額的問題，作者魏龍達 這樣論述：

本研究運用William H. Sewell Jr.的事件理論，從結構與事件的辯證以及意識形態結構的概念，探究形塑1990年代以降民主化、族群政治、民族主義等政治變遷的結構因素。具體而言，本研究考察1970年代外交危機如何鬆動中國想像主體，以及1980年代務實外交如何確立台灣想像主體，以解釋1990年代國會全面改選如何可能，為什麼發生以族群為分歧的選舉衝突以及具公民民族主義內涵的總統公民直選。本研究首先分析1970年代初期外交危機的影響。作者發現外交危機鬆動過去的中國想像主體，對於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與政治體制造成挑戰。而1975年出刊的《台灣政論》可看出以台灣做為想像主體的政治論述已然成形。

首先，對於中央民代代表性的質疑，從原先的時間轉移到空間，要求在台灣的地理範圍內選出自己的代表；其次，在台灣的框架中質疑按省籍分配的機會差異；第三，建構以公民民族主義為藍圖的台灣民族主義。本研究其次考察1980年代的主流報紙以及各種立場的官方、黨外雜誌，在政治論述場域中進行中國與台灣想像主體的鬥爭，並分析中國想像主體如何逐漸沒落。作者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0年代開始步入國際社會而成為「一個中國」的具體指涉對象，在此艱困局勢下，眾多政治菁英於1980年代晚期普遍捨「漢賊不兩立」而就「務實外交」。務實外交的非預期結果終於使得台灣想像主體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結構。本研究最後論證務實外交導致台灣想像主體

成為主流，對於1990年代政治變遷的重大影響。第一，台灣想像主體的確立使得台澎金馬的地理疆界被認為是具合法性的政治單元，自此資深國代繼續過去以「捍衛法統」、「打擊台獨」為名要求留任的主張再也不具正當性，因此民意反彈在1990年達到頂點並導致三月學運。本研究認為1989年務實外交的非預期結果確立台灣想像主體，是長達數十年的萬年國會爭議得到解決的關鍵因素。第二，在想像主體由中國轉向台灣的過程中，各族群必須重新調整與他群的關係，定位我群在新共同體中的位置。這種「世界觀」的轉換所導致的認知失調，是使得「大家都知道不該動員／被動員族群鬥爭」，然而族群衝突而依然發生的結構原因。第三，想像主體於1989年前

後確立為台灣，是使得總統直選主張得以浮現，壓倒委任直選制的原因。而想像主體的轉換過程，形塑了台灣民族主義以空間界定共同體成員的自由主義／公民民族主義性格。透過上述論證，作者提出四個命題：（1）中國與台灣二重想像主體的辯證，是理解台灣1970-1990年代政治變遷不可或缺的分析概念；（2）想像主體從中國轉換為台灣，是台灣能夠民主化的重要前提；（3）想像主體轉換的過程誘發台灣族群政治的衝突；（4）想像主體的轉換促成台灣民族主義的確立，並形塑其公民民族主義的內涵。

我國公務人員高普考分試制度之研究

為了解決111高普考增額的問題，作者江富美 這樣論述：

人才乃政治之動力，人力運用始自人員延攬與遴選。國家公務人員考試的目的在選拔優秀人才進入政府機關。在考用合一政策下，考選為任用之依據。考選目標重在得人知人。我國自民國八十七年起，公務人員高普考開始採行分試考試制度。其目的旨在：一、強化考試之信度與效度，以選拔優秀人才；二、減輕儘魕e員儘髐岔e大負擔，以提昇儘鱈~質；三、培養公務人員宏觀視野。該制度實施五年多來，究竟產生何種實益與影響。本研究經檢視相關文獻，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訪談後發現：一、分試制度自提議至施行歷時十餘年，政策目的產生質的變化；二、我國分試制度師承日本，但實際制度卻與之有別；三、高普考錄取者占各該年度公務人員錄取比例降低；四、高普考

錄取率降低；五、榜示日提前，但平均考試總期程拉長；六、高資低考情形更為普遍；七、受訪者對分試之認知及期待與現行制度有落差；八、現行分試制度與提升考試信度與效度無關；九、分試仍未使多元考試方法靈活運用；十、分試考試科目及計分比例尚待檢討與改進；十一、分試對培養公務人員宏觀視野尚難見成效；十二、分試第二試儘鱄t擔確獲紓緩；十三、公務人員考試主要目的乃在為用人機關遴選各該領域的專業人才；十四、分試較適於遴選高階人力,及對考試內容需作縝密評量之考選；十五、工作分析對考選工作十分重要。為期研究結果對考試制度能有所助益，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一、高普考應有特考化的新思維；二、制度設計應考慮衡平性；三、落實考

試用人政策；四、檢討應試科目並兼採其他考試方法；五、酌增增額並適度延長候用期間。本研究未盡周延之處，尚祈各界先進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