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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下放電影：南方影展二十年

為了解決2019金馬獎得獎名單的問題，作者王振愷 這樣論述：

　　一個獨立影展居然在臺灣南部 　　存活超過二十年！怎麼可能！！ 　　「南方是光之源／給我們秩序與歡喜／與華麗。」——西川滿 　　《南方影展》創立於臺南藝術大學，旨在平衡影視資源重北輕南的現象，當中的「南方」是作為地理區位與影視資源中心相對的指涉。 　　近年來，南方影展藉由影展徵件、競賽、觀摩放映與推廣活動等機制定調出「華人、獨立」兩大品牌特色，並且透過不同形式的國際交流持續與東亞多個獨立影展進行互動。 　　當中的「南方」標誌著在全球電影流通中，作為華人獨立影像之平台，所進行抵抗、串聯與共享的精神意涵。 　　本書紀錄一群熱愛電影與影像的人，以臺南市作為基地， 　　默默用青春和熱血

交換出巨大的熱能，一路篳路藍縷，走了二十年。 各界影人，齊聲推薦 　　王君琦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長 　　反正我很閒　YOUTUBER/ 2020 南方影展代言人 　　但唐謨　知名影評人 　　林木材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孫松榮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 　　施名帥　演員/ 2019 南方影展代言人 　　翁煌德　《無影無蹤》版主 　　郭力昕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 　　陳斌全　前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黃信堯　《同學麥娜絲》、《大佛普拉斯》導演 　　聞天祥　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執行長 　　藍祖蔚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 　　魏德聖　《海角七號》、《賽

德克巴萊》導演 　　相挺推薦(按姓氏排) 　　南方影展很小，但就因為它那麼「小」，才會如此重要。 　　我曾在南方影展入圍也獲獎，在還沒被南方影展肯定之前，深刻感受創作路上的孤獨與難熬。也深知年輕一輩的創作者不見得都有機會入圍金馬獎或台北電影節，在資深創作者包圍之下，如何受到肯定與鼓勵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南方影展很小，但它給予創作的溫暖很大。期待南方影展繼續展現它那溫暖的臂膀，拉著觀眾的手，擁抱每一位創作者。就像當年的我，帶著南方影展和觀眾們的祝福，一路默默地創作、累積能量。才能繼續走在創作的路上，沒有離開。——黃信堯（《同學麥納斯》、《大佛普拉斯》導演） 　　南方影展二十年是創世紀，

下一個二十年將是啟示錄。——孫松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 　　位處「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島嶼之南，「南方影展」走在求存與茁壯的坎坷道路上，它的處境和不屈從的理念與意志，其實正是此影展得以保持敏銳、獨立、批判之思維的重要動能。臺灣的電影、藝術與文化，需要更多願意抗拒主流價值的機制或平台，「南方影展」是一個可以持續作為鼓舞力量的典範。——郭力昕（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 　　影展的目的，在於透過電影形成「論述」，但影展本身卻常常缺乏「被論述」的機會。本書細數南方影展20 年來的累積，印證所處環境中「南方」概念的轉變，是為呼應南方影展獨立精神的文字紀錄

。然而，書中所敘述曾經參與南方影展的過往人、事，則是替那些和南方影展一起掙扎、努力，並且共同成長的電影愛好者們，所留下的最溫婉記憶。——陳斌全（前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

2019金馬獎得獎名單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依附與分裂──當代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發展研究

為了解決2019金馬獎得獎名單的問題，作者徐國明 這樣論述：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歷經將近30年的發展，早已形構出獨特的脈絡肌理，但具有歷史視野的系統性研究，至今仍付之闕如。承此，本論文將從發展史的角度切入，具體爬梳原住民族紀錄片的進展歷程，並且，錨定其中三個分期階段，施以更為清晰可見的歷史結構，從不同生產條件提供的多元化時期（1994-2005）、建置原住民族傳播管道的體制化時期（2005-2014），再到屢屢倍受國際影展肯定的國際化時期（2015-），透過這些歷時性階段的深入探討，不只見證解嚴後台灣政治轉型和社會變遷如何深刻影響原住民族群對於紀錄片製作的實踐行動，也充分體現原住民族紀錄片在生產方式、傳播管道、美學表現、影展策略

的豐富議題。在章節架構的布局上，首要側重政治體制統御、策動的具有主宰性的外部驅力，凸顯原住民族紀錄片於發軔之初相當直接的受制關係，但隨著原住民族文化生產場域和傳播生態的自主性增強，台灣紀錄片市場機制逐漸成熟，置身其間的原住民導演身臨這樣的趨勢變化，也開始折射出不同以往的創作向度。簡要地說，第二章在揭開原住民族紀錄片的興起背景時，就特別聚焦在國家文化政策的主導角色，彼此如何借力使力，到了第三章在梳理原住民族傳播權漸次法制化的進程，即著眼於紀錄影像生產與電視媒體組織的運作關係，最後第四章則是探究原住民導演如何回應這個產生結構性變化的社會環境，開創新局，拓展紀錄片創作的國際空間，當中尤以2010年代

後出道的原住民青年世代導演對於影展策略、表現形式和製作分工有所突破，值得觀察。最後，透過原住民族紀錄片的發展研究，充分體現鉅觀的社會結構與微觀的媒介過程之間複雜的連動性。尤其，對於原住民族來說，政治體制主導的政策定向是促成其與紀錄片交會的重要助力，但這也隱隱顯現當中的權力互動並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種充滿交涉、協商的關係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