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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堂雖高，江湖猶遠： 臺灣一九五〇年代戲劇場域中的「主流」辨析

為了解決2021歌仔戲匯演的問題，作者顧振輝 這樣論述：

基於戲劇學界前輩黃美序所提出的研究課題，為辨析臺灣一九五〇年代的戲劇主流。本論文以當時戲劇的創作與演出數據的彙整、梳理、統計和比對後發現，在一九五〇年代，這個被以往臺灣戲劇史述慣常認為是「反共抗俄」的年代裡，官方所倡導的反共抗俄劇並非是該時期戲劇創作與演出的主流。為究其原因，本論文以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為分析框架，以丁羅男的「戲劇整體觀」以及傅科的「反歷史」為方法視角，從創作與演出兩個維度，考察官方對於該時期戲劇生產場域的「自主性」的影響，並以此探析形成該現象的背後戲劇生態上的機理，並試圖勾勒該時期戲劇生態的大致樣貌。從官方對於戲劇文本生產場域的影響來看，官方所構建的文藝體制與文藝政策，由於未將

當時大部分的臺籍劇作家納入其中。同時文化資源的傾斜，使得大陸遷臺劇作家的作品成為了發表與出版的主流。棲身與民間本土地方劇團的臺籍劇作家，則創作適於商業演出的劇作，並通過戲院的舞臺實現「另類發表」。同時官方文藝獎助政策，由於缺乏從文本直接到舞臺的機制。自1953年，尤其是蔣介石發表《民生主義育樂的兩篇補述》以來，官方對於包括戲劇文本在內的文藝作品的要求，就不再侷限於反共抗俄。多元化的訴求催生了其它題材劇作的問世。也促使了外國經典劇作的翻譯出版。進而使得該時期的戲劇文本生產呈現出多元化的面貌。故而從整體來看，即便有臺籍劇作家的缺位，反共抗俄劇也並非該時期戲劇文本生產的主流。從官方對於戲劇演出場域的

影響來看，官方在對於劇團戲院都設有相關的審查管控的規定，在該時期又以諸多名目對戲劇業課以重稅。這就使得原本「水土不服」的大陸來臺諸劇種，在演劇市場的競爭中更加步履維艱。但這些往往會有基層執行不力以及官商鬥法的情況存在，使得這些舉措的成效大打折扣。官方為影響掌控臺灣本土地方劇團，通過臺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組織每年一度的地方戲劇比賽，並要求劇團演出主題為反共抗俄或教忠教孝的劇目。然而，大多數的劇團在應付比賽後，在民間商演時基本不會搬演這類「參賽劇目」。至於官方組織的地方戲劇人員訓練班，各劇團也是出於應付而參加，官方也沒有監管學習內容會落實到劇團演出的機制。故而這些舉措均不能使反共抗俄劇這類宣教性的劇

作深入臺灣民間並產生影響。同時，官方在黨、政、軍中分別設置了不少公營劇團，或將演劇納入宣傳組織中，或定期，或根據需要展開巡演。這類演出基本都是招待民眾或勞軍的宣慰性活動。但需要注意的是，戲劇演出並非宣傳活動的首選，反共抗俄劇在其中也未佔絕對多數。有的演劇組織也會隨著經費不濟而難以為繼。考察官方利用劇場扶植劇運中產生的齟齬時，可以發現，即便是公營劇團與黨產戲院，也未獲得官方的全額供養，這樣也進一步限縮了國語話劇的影響力。總體來說，由於官方無意也無力掌控戲劇生產的全流程，將全臺的戲院和劇團均納為官方的機構和單位。在這樣的情況下，演劇市場的客觀存在，使臺灣一九五〇年代戲劇生態場域形成了一幅「沉默者的

反向壓制」的圖景。即以歌仔戲、布袋戲及臺灣新劇為代表的臺灣本土地方戲劇，在當時輿論場中沒有發言權，而時常被視為需要改良的對象。但他們在演劇市場的競爭中 ，基本將國語話劇及大陸地方戲劇，限縮於外省人聚居的臺北地區以及官方背景的戲劇活動中。進而形成一種「廟堂雖高，江湖猶遠」的戲劇生態特徴。正是這樣的結構性特徴，造成了反共抗俄劇並非臺灣一九五〇年代戲劇主流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