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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瑤電影研究（1965-1983）

為了解決60年代玉女歌手的問題，作者陳冠如 這樣論述：

1965年至1983年間，共有五十部瓊瑤電影上映。瓊瑤電影最初產製於國片起飛年代，並非一開始即以談情說愛、脫離現實的姿態被認知，而是在電影文本中，不斷被摻雜譯界台灣、形構女性倫理主體等政治意識形態。同時，作為與國片一起起飛的瓊瑤電影，亦承擔知識份子試圖提升國片地位、主導國片形態的動機。但當1970年代的瓊瑤電影在李行、白景瑞等菁英導演退場，瓊瑤電影成為以瓊瑤個人意志產製後，評論界突出了瓊瑤電影脫離現實之名。這背後一方面指涉了象徵性權力鬥爭的因素，同時亦顯示出，瓊瑤電影的言情，除了政治，亦不斷接受當時文藝評論者所形構的真理、價值評估。因此，瓊瑤的浪漫，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處於迴繞在寫實語境中

，位於邊緣的現象。但瓊瑤電影興起的時間點，外在有冷戰體制，內在有黨國權力的監控，同時，那也是人民在美援及黨國意識下，開始接收及想像現代性的年代，因此，在這曾經的電影盛世裡，流動著極其複雜的情感結構，它不但有屬於社會性的國家教條，亦有在私人性的個人情感張揚下，反映一代人對於物質、情感心靈的某種匱乏與求索的想望。本文試圖從跨地性、政治性、現代性去考究瓊瑤電影，而其中大致指涉以下幾個研究面向：瓊瑤電影在1960年代的崛起，其背後的冷戰結構如何造就了瓊瑤電影的跨界？而此跨地性質所引領傳承的版塊又將涉及1930年代上海、1950年代香港的何種電影特色？同時，這場在冷戰下崛起的「熱戀」，在飽含著國家、人民

對現代性的渴求下，現代性與瓊瑤電影文本間，又將隱含怎樣的表述關係？而瓊瑤電影對於台灣現代性歷程，起了怎麼樣的作用？瓊瑤電影歷時十八年，大致而言，本文在各章節多半將將瓊瑤電影區分為1965－1971年、1973－1977年、1977－1983年三個階段做類型特色的討論。時段的區分除了與台灣從農業跨入工業都市化的時間有所應對，同時也與國家、導演、瓊瑤等人分別在不同時期主導瓊瑤電影生產有關。本文以電影社會史視野，關注瓊瑤電影外部的製作、銷售、評價，及電影內部的性別形象、空間特色、明星產製及電影音樂的流變，試圖指出瓊瑤電影的內容與國家語境、時代變遷、社會經濟息息相關，在1960、70年代，它實則牽涉了

冷戰結構下傳媒娛樂的生產，以及接受、再造了現代性的傳播。在本論文中，試圖將瓊瑤電影放回原本的時代背景下去做解讀，除了指出歷時性變遷所形構出的類型特色，及瓊瑤電影與現代性間的關係，同時也關注瓊瑤電影的跨地性生產，盼能以此深化瓊瑤電影的研究範疇。

蠶食勞動—從契約關係析論流行音樂歌手之勞動條件

為了解決60年代玉女歌手的問題，作者陳坤賢 這樣論述：

本文主要研究「主流國語流行音樂歌手」的勞動條件。以《勞基法》為準則，從（一）勞動契約（二）工資（三）工時（四）安全保險（五）職業訓練五項，加上文化工作者特有的（六）自主性，構成本文探討架構。研究發現影響歌手勞動條件最重要為「偶像制度」與「勞動契約」兩項。「偶像制度」為唱片工業控制「不確定性」下，為了獲取最大的經紀效益演變而來。注重經紀效益的結果排除了唱片圈最重要的角色 — 音樂，對音樂真正有理想的歌手因而難以進入唱片工業。在「勞動契約」方面，目前唱片圈契約簽訂最重要的趨勢是將歌手從早期單純灌錄發行唱片而來的利潤蠶食到所有的演藝工作，包括演戲、廣播、出版等，「名聲經濟」的利基點因而在於歌手所有

的勞務成果上，不再侷限於唱片。勞動契約內容深受「彈性化」與「人情」的影響。首先，「彈性化」的工作模式產生多種合作方式，進一步涉及合約的簽訂，其條文影響了工資、工時等其後五項勞動條件。其次，「人情」是影響歌手在簽訂合約時關鍵因素，整體來看，「人情」讓歌手輕忽了條文各個解釋名詞，使契約對資方有利。